公元805年，也就是唐永贞元年9月，监察御史刘禹锡因为参加“永贞革新”遭贬，先贬为连州刺史，10月，再贬至朗州司马，此时，刘禹锡34岁，新婚方一年，便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被贬生涯，时间之长，仕途之波折，被后人戏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37年后的某一天，也就是公元842年， 71岁高龄的太子宾客刘禹锡因病去逝，死后赠兵部尚书，葬于荥阳县西檀山原，可谓寿终正寝。

    而此时，比他小一岁、与他同年进士及第、同年被贬、同年被召回京的柳宗元，已在贬谪之地柳州去世23年，去世时年仅47岁。

    官场被贬，流放异地，恐怕是古代文人远征的最常见原因。政局一变，无论你身居何位，一贬就是南蛮烟瘴之地，或是道路难于上青天的蜀黔之地，此去经年，前路渺茫，人生无望，对于这些心怀大志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身心俱焚的折磨。

    二十几年的贬谪生涯，在刘禹锡看来也是非常难熬的。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在扬州遇到诗友白居易，惺惺相惜，白居易当即题诗相赠，刘禹锡也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谢他。刘诗前四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语境十分凄惶，以晋人向秀与王质的典故表达自己长期被贬后物是人非、回归后恍若隔世的怅惘心情，内涵深远，这正是他长年远征真实心态，这种心态在中国历代被贬文人中相当普遍，可是，被贬文人活得像他一样潇洒长寿的，却相当不普遍。这又可以从他这首诗的后四句看出一点端倪：“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崭凭杯酒长精神。”他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惆怅则惆怅，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豁达，反而劝慰替自己不值的友人不必感伤，既与白居易诗中“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两句相呼应，又在思想境界上高出一筹，也正因为此，白居易这首诗流传程度远远不如他的和诗。

多年的贬谪生涯，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使刘禹锡消沉，更没有将他的人生染上萧索之色，正如他在另一首酬答白居易的《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写的：“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这才是刘禹锡性格的真实写照。

在第一次被贬赋朗州（今湖南常德）前，他正值官场得意，事发突然，可以想见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可是当他来到朗州，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有着浓郁古韵乡风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气候宜人，姑娘美丽，比之长安浩大、严谨而压抑的感觉，这里清爽舒适，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小城，政务之余，开始四处采风游览。他在郎州十年，将周围数百里地方全都走遍，并留下诗文为记，今天想要看常德诗文，肯定绕不开刘禹锡。《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理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他看到乡人插田便写下《插田歌》，看到人洗衣服便写下《捣衣曲》，巴楚之地有一种流传已久的民歌形式叫“竹枝词”，刘禹锡也模仿这种形式及意境写下十余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写景、谐音的方式歌咏男女恋情，正是《诗》以来的民间文学传统，这种清新自由的民歌风格，为他的诗歌创作添下非常个性的一笔。

这个生性豁达的男人，在巴山楚水的漫游间，在与桃花美人的对话间，暂时忘掉了官场失意、政治险恶，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前来采风的文人，这样的时候是快乐的、悠闲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又怎能写下那些轻松活泼、民风荡漾的诗句？

虽然如此，作为一位志在天下的中国传统文人，他的心里仍有有一个痛点不能轻触，一次，他在小巷里看到一位老者正在磨刀，磨着磨着，刀锋锐利了，那块污浊的磨刀石也光洁起来，他见景生情，写下《砥石赋并序》，他写道：“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砺世磨钝。”他自比为一块磨刀石，“即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而这块石头造化如何，“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还得看皇帝如何对待自己，表达他寄望明君重新赋与他政治前途的心意。

既有中国文人所缺乏的豁达，又有中国文人固有的寄主心态，这就是刘禹锡，可这还不是全部的刘禹锡。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元，在郎州呆了足足十年后，刘禹锡和同罪被贬的柳宗元等一起被召回长安。从乡野地方回到京师，看到那些他所不齿的人高高在上、招摇过世，他借游玄都观观花之时，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样的句子，以新栽桃花喻朝中新贵，讽刺他们靠打击革新派而得势，表明自己对守旧派的鄙夷。此诗一出，刚刚回京的刘禹锡又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不久因“语涉讽刺，执政不悦”再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不仅如此，与他同被召回的柳宗元等改革派也一并再次被贬。柳宗元并不怪他，反以他有老母在堂不宜远行为由提出与他易地而行后来得到裴度陈词，刘禹锡改迁连州刺史。这一去，又是14年。

人生能有几个10年，又能有几个14年，24个年头，仍然没有磨平刘禹锡的锐气，大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28年，56岁的刘禹锡和州刺史任满，回京担任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看到昔日桃林荡然无存，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诗中仍然夹枪带棒：“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刘禹锡？他仿佛已经不再把升官进爵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否则，浸淫官场多年的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诗句又该惹恼一些人呢？此时的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诗人，吐心中块磊，泼胸中浊气，爽了就够了。这次的结果似乎不算太坏，估计当权者已经拿他没办法了，也就让他过过口瘾算了。

熬过人生最难的岁月，刘禹锡的晚年颇为太平，甚至还在苏州刺史任上得到皇帝御赐紫金鱼袋，最后以71岁高龄去世，死后官赠二品，可以说是一个为官文人相当好的结局。

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他的生死之交柳宗元，他们同罪被罚，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人生轨迹，“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和被并称为“二王刘柳”的刘禹锡一同被贬，刘在郎呆了十年，他则在永州呆了十年，一个湘西，一个湘南，都是当时的偏远之地。在刘禹锡高高兴兴采风游历的时候，柳宗元却沉浸在悲愤、痛苦的情绪中，他也四处走走，并写下描述永州风土人情的《永州八记》，行文间却处处表明心迹，并未放开心怀。同时他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著名的《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完成于此时。殚精竭虑的研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几次莫名其妙的火灾，柳宗元的身体机能严重受损，甚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政治理想，他曾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元和十年，柳与刘一起被召回京，二月回，三月再被贬，这次，他被贬到柳州，柳州比起永州，更为偏远，更为落后，而且语言不通，但柳宗元还是使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实行改革，这其实是“永贞革新”在小范围的施行，也是一位心怀百姓的文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法。元和十四年，经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得以传世。

比之刘禹锡，柳宗元有着更为典型的中国仕人心态，一日不还他以清白，他便一日满怀不平之气潦草度日，并以加倍勤奋的著书立说和勤政爱民来向当政者表明立场，他的一生，是委屈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从名声来看，刘禹锡可能不及柳宗元，元代辛文房所撰、影响深远的《唐才子传》里便对他颇多微词，可是从自己的人生来看，却不能不说刘禹锡比柳宗元要幸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