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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8岁以后就很少见到太阳升起。那时我正读大学中文系一年级。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按时早起的学生。整整两个月，我几乎天天到食堂吃完早饭，然后去上课。听遍了所有必修科和选修科的老师的课，我发现他们讲课的方式和我高中的老师没什么区别。而所讲的内容，基本上在教材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实在不明白这一眼就能看明白的道理他们怎么好意思讲得那么津津有味。于是我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图书馆，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泡在图书馆，不仅有好书看，而且可以看漂亮的学姐，求知娱乐两不误。

那个时候，我开始狂迷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那痴狂一点不亚于如今韩寒或郭敬明的粉丝。现在想来主要是80年代初期中国那些站在前台的作家写出的文字太单薄太幼稚的缘故，这有些像与武大郎比个头，就是一个常人都可显出高大威猛来，并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多少让人敬服的地方。80年代初期的作家确实没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来，像现在戏说《红楼》名声大噪的刘心武写了篇中学生作文水平的小说《班主任》就成了知名作家；而后来当了几天文化部长的王蒙，在文章里加进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就成了意识流的代表，把文字故意说得别别扭扭就成了现代派手法。我在钱钟书、沈从文、李颉人、徐志摩、郁达夫、施蛰存那些当时传统主流文学评论一向低估的作家的文字里找到了与当时的作家完全不同的东西。图书馆终也有打烊的时候，我那时就像一个吃了多年粗粮且顿顿不饱的农民，进城后顿顿细粮管饱，虽然撑得胃疼，还嫌不够，从图书馆出来，还得借一大堆书回寝室。那时的寝室也有统一的灯火管制，一般十一点就全部拉闸了。就在蚊帐里点上盏蜡烛，一卷在手，不知不觉中蜡烛燃尽就到了凌晨3、4点，然后在缈缈烛烟中昏昏睡去，醒来时基本上就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吃过午饭，然后到图书馆抢占座位（那时侯大学里的图书馆几乎都僧多座位少）。就这样，周而复始，大学一年级，我几乎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数百卷砖头厚的书籍翻了个遍。现在想起那时的求知欲，还有些胆颤。好在大一主要是一些公共课，都是全年级四个班共用一个老师和一个大教室，那时像我这样逃课的学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规模，缺一二学生不会引起老师的注意。期末考试的时候，虽然我连老师姓名和模样都记不清了，但我拿出高考前对付历史、政治的劲头狂背三天，居然门门考了90以上，还得了科单科奖学金，我不由得对大学生活顿生好感，领奖学金的当晚请了班上的几个要好兄弟，到校门外的小饭馆喝得烂醉。

大二开始的时候我的生活规律基本定型：中午11点半起床到食堂吃饭；12点钟回宿舍串串门，了解一下学校的最新资讯；然后午睡；下午3点钟起床，上操场踢几脚足球；5点钟晚饭，饭后散步到图书馆看书；闭馆后回寝室，上床与寝室的兄弟摆龙门阵到12点，然后点蜡烛看书到凌晨三点半睡觉。由于我的示范效应，我们年级上午逃课睡觉的同学以日俱增。我以前十一点起床的时候，宿舍的走廊总是空空荡荡，而后来起床的时候，总听见同楼层的寝室陆续开门的声音，时不时还会发生排队上卫生间的事情。大二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年级男生宿舍共评出“卧龙”12名，“睡狮”24名，占全年级男同学总数的35%。当然，大家睡懒觉的理由并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谈恋爱的同学已经多起来，不少同学是前晚上谈恋爱谈得太深了，早上起不来。这个现象越演越烈，终于有一天导致一门小课堂的专业课只有两名学生到场，任课老师勃然大怒。这件事引起了系里的高度重视。各班的班主任开始到寝室来揪睡大觉的同学。那时已经入冬，南方的宿舍没有暖气，被班主任们掀开被子的同学被冻得一哆嗦就醒了。我们全年级一共四个班，班主任清一色的女性，她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掀被子恼怒了我们隔壁寝室的一位强人。他号召本年级全体睡懒觉的男同学全部裸睡-------虽然没有应者如云，但还是有部分同学响应了他的号召。有天早上，当班主任们如往常一样掀开同学们的被子时，被那一杆杆在春梦中树起的赤裸裸的“旗杆”惊退出寝室。

大二的下学期开始，也就是1986年的春天，学校基本上不再管学生上不上课的问题，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潮正由北向南波澜壮阔地展开。只要不上街游行，把学生们关在校园里，无论大家怎么折腾，对校方来讲，都是巨大的胜利。

1986年春天，我呼吸着生平最自由的空气，读书、写诗、睡大觉。1986年春天到1989年春天，其实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春天，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指点江山，可以放开嗓子骂娘，可以做脸色给领导看，那个春天，大多数中国人脱掉了穿了两千多年的沉重外套。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自由化的空气已经弥漫校园，那时侯的下午或晚上经常有各种新潮大胆的讲座。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历史系一位在读博士，开了一个“性解放”专题的系列讲座，每次都听者云集，掌声如雷。校方给予那位博士言论的自由，但不给他行动的机会。那位博士住的宿舍在一楼，学校保卫处专门在附近安排了一个值班的游动岗，一旦有女性进入那位博士的寝室，游动岗的脚步声和呵嗽声就会急时响起。据说那位博士在离开学校的时，愤愤不平地对他的粉丝们说：“解放了你们！可苦了咱家！”。

那时候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已经相当开阔，同学间开始流行读佛洛伊德、萨特、佛赛尔、佛罗姆、海德格尔，读老庄和易经，中文系的学生更是疯狂地痴迷于马尔克斯、加缪、福克纳、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各种非主流的思想正成为我们的内心的日常武装，各种新思潮正悄然改变我们被蒙蔽已久的视野。那时候的我们以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为耻，以言人未敢言为荣，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言行作为。

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初露头角的校园诗人，我最初的诗作印满了徐志摩、戴望纾等现代诗人的痕迹，充满小资情调。我第一首诗是在食堂吃饭时，看见一位漂亮MM写的一首挑情的诗，但那首诗尚未传递出去，那位MM就消失出我的视线。我后来投给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星星》诗刊，混了一顿酒钱的稿费，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一大堆类似的文字，在校园的美女中造成广泛影响。后来朦胧诗从地下露出来，我读到北岛的诗，才知道现代汉语诗歌还有另外的写法，一时间对自己以前的孟浪文字深深惭愧。我找来波特莱尔、叶芝、庞德、艾略特、里尔克、金斯堡的作品，完全沉湎其中，经常彻夜不眠。从文字开始推及生活，我真正成为一位诗人。80年代，“诗人”这个称号还是很有含金量的，犹如现在的影视明星，拥有相当规模的粉丝。当然，作为校园诗人，我所影响的范围仅仅是拥有校园的粉丝。不过，作为师范大学，有充足的美女资源，可以说，当时的粉丝虽然规模不如现在，但质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诗人的生活很多时候与古龙笔下侠客神似，昼伏夜出、放浪狷狂、以酒为生、被美女倾心、经常犯一些低级而充满童心的错误等等。回望过去一年多来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简直充满一个天才诗人的潜质。从那时开始直到大学毕业，我一直以一位诗人的姿态活着，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餐早饭，没有叠过一次被子，我大多数时间就像一株栽种在床上的植物，而几乎所有的诗句都在床上完成。甚至有很多次，我的生活模式被我的一些哥们刻意神化，把我的床和我躺在床上的雄姿作为一场“秀”展示给那些对诗歌和文学充满向往的外系低年级的MM膜拜，我无意中充当了那些哥们摧残花季少女的帮凶。

1986年的春天，我们被校方关在校园内，与校园外的革命大潮几乎隔绝，我们只是偶尔从在其它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来信中知道全国的学潮正闹得如火如荼，知道有的城市的狂暴的大学生点燃了与之对峙的警车、砸烂了贩卖日货的商铺。但革命的激情刚刚荡漾在我们的胸前，我们就被校方的怀柔政策所腐蚀。我们几乎可以在校园里为所欲为，可以在食堂吃霸王餐、可以在电影院看霸王电影、可以不上任何一节课，可以在每个晚上搞通宵舞会，前提是------只要我们不出校门闹学潮，对我们任何放肆的行为校方都听之任之。其实，如果每个学校都提前做出这样的姿态，这场学潮估计就闹不起来了。要知道，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革命立场历来是不坚定的，是最容易被糖衣炮弹打跨的，可惜大多数学校的当政者没有使用如此行之有效的办法，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整体智慧是何等低下，学生们要闹也就必然了。我们学校远立市中心，像漂在郊外的一座孤岛，其他学校的革命呼声传不进高高耸立的院墙里，整个学校一遍莺歌燕舞，每当华灯初下，学校里至少有十场通宵舞会拉开帷幕。有的在食堂，有的在露天的操场或草坪，有的干脆就在教室里，把所有的桌椅往角落里一推，腾出一大片空场就行。舞会的音乐一般是由一只播放磁带的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提供的慢四步舞曲，室外的舞会照明主要靠月光或星光，而室内舞会则是点上一支蜡烛，然后罩上一只塑料的暖水瓶壳，昏暗的光线营造出一股暧昧淫冶的氛围。随着夜色深入，所有的舞伴跳到后来基本上就不再移动，只在原地象征性地起伏，跳舞其实已经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勾当了，肢体纠缠成为事实上的集体诉求，外围而含蓄的抚摩往往深入衣内、唇齿间的游戏也升级为舌腔间的苦苦缠斗、肉体的摩察声和压抑的呻吟往往盖过了靡靡的舞曲。这场面，远远望去犹如暗火中无数鬼魂在摇曳。偶尔有外校学潮积极份子偷偷潜入，准备播洒革命种子，无意中撞入这类场景，立马忘乎所以，最后安营扎寨，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1986年，春天的夜晚，情色就像一位太极拳高手春风化雨般将我们心中的革命火种消弭于无形。我一般在十二点钟之前歪在寝室的床上读书或写诗，十二点以后我披挂上阵，隆重出场，这时候，根据我掌握的规律，每个场子中都会有一位最漂亮的美女在孤独地期待她心中的白马。最漂亮的美女一定是最扮酷的，在十二点以前一定会高傲地拒绝所有男性的邀请，因为在她挑剔的眼里，所有的男性都会与她的预期有或多或少的距离，一旦过了十二点这个临界点，所有的男性都会有所猎获，而这位美女即使是天仙也变得无人问津了，这时候美女的心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种错失良机的痛悔深深折磨着内心，这时候她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充满了魅力，这本质上有些类似错失良缘的迟暮美人的心态。这时候我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片空白，尽管并没骑着白马，也不妨碍我屡屡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