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建军

目前河南等地的大旱灾，导致苗木旱死，部分地区群众的饮水都成了问题。其实中原地区的伏旱并不鲜见，一直以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的中原夏季，就常常受到旱灾的困扰，只不过集中在伏天，因此称为“伏旱”。但是其持续时间有限，也就不引起重视，可是大旱灾的阴影因为伏旱的存在，却一直阴魂不散。

今天给大家说说民国十八年陕西关中特大旱灾的事儿，让大家知道，旱灾有时候比水灾造成的损失更大。也因此向一少部分以“冰桶挑战”为噱头炒作的人科普一下，希望做人有点底线，做慈善分个轻重缓急。

陕西关中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后来，天府之国特指巴蜀之地的成都平原。不过在春秋时期，关中确实有“天府”之称。这里沃野千里，盛产小麦，且气候宜人，自然灾害较少，所以人民生活富足安康。然而在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的一次特大的旱灾（关中人称之为“年馑”）席卷关中大地，八百里秦川秋夏两季颗粒无收，饿殍遍地，饥民大量死亡或者外逃，户口骤减。

在关中，笔者很小的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很清楚记得当时大旱的情形。那年麦收之后，持续的晴天就开始在关中大地肆虐了。秋粮几乎绝收。人们却并不着急，“等着立秋吧。秋后几场透雨，麦种到地里，这一年就安宁了。一料秋庄稼，没啥大不了。”老人们还能记得清楚当时的大人们说的话。可是盼着盼着，大家就都着急了。眼看过了种麦的日子，还是一片响晴薄日，天空连片云彩都寻不见。于是大家就都着急了，首先是井里的水干了，打不上水了。叫人淘井（在原有基础上深挖），挖下去数米深，只见湿土不见水。南山上的泉水也断流了。几场山火下来，山上连个野兔子都无法藏身。

“今年这麦咋种呀？！”这是当时的人们见面说得最多的话。总不能不种吧？有家道殷实的财东家，索性犁了冒烟的干土，直接撒了种子，就不再管，就等着秋后一场透雨。事实上，这场雨到了立冬都没有下来。种下去的麦子，根本就没发芽。有人刨开覆土，找到种下的麦粒儿，用手一搓，就变成了干粉，和黄土一起飘散了。

偶尔出来的一两苗麦子，那是动物小便之后的幸存者，不几天也干得被风吹散了。持续的干旱让关中大地上的粮食跟金子一样贵，而且根本买不到。陆陆续续传出有地方饿死人的消息，随后就立即得到证实。丧事自然从简，哪儿来的粮食待客呢？到最后，连入殓都免了，直接拖到乱葬岗子上。那里有成群的野狗（侥幸逃脱人类追杀的野狗）就等着乱葬岗子上的死尸，个个眼睛发红。

据乔启明、蒋杰《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陕西省总人口下降为8，971，665人，与民国十七年陕西总人口相比，下降了2，831，781人。直至民国二十二年全省被灾县由60个上升到90个，灾民达五百余万（注：见民国三十一年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特刊《十年来之陕西经济》）。而关中西部最为严重。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从未遇到过的大雪，雪有一米多厚，“从屋里往外推门，都推不开！”老人们回忆。这场雪并没有缓解当时的旱情，因为那年冬天奇冷无比，雪根本没有融化的可能，随后就被寒风吹干了。雪不顶事儿，地面光秃秃一片，却连最后救命的柿子也给冻死了。

那年的冬天，饿死人的事情在关中大地持续。而当时的政府，正忙于准备接下来的战争。战争加速了百姓的死亡，租子一两都不少，很多人原本能够挨过旱灾，却因为横征暴敛，被饿死了。一点点活命粮，都被搜刮了去。

造成那场饥荒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余粮不足。根据地方志记载，关中地区明清之际，土地固化严重，兼并很少。小农经济占的比例最大。早些年，三年大灾无饥荒是公认理论。然而自从清末引入鸦片种植以来，富庶的关中大地，种粮面积锐减，造成有余粮者，跟以前相比“且不足十一”。

鸦片，兵灾和大旱，造成那场空前的饥荒。整个关中大地笼罩在饥饿和死亡的气息当中。很多村民为了活命，只能逃荒。原本穷乡僻壤的陕南，在关中大旱之年，却往往能够获得少有的丰收。于是大量人口进入秦岭腹地。据资料显示：这个时期区域人口变迁很大，关中人口向陕南山区和外省逃散度灾，安康、汉阴、紫阳、平利、洋县、南郑、西乡、山阳等县的人口因之增加，估计当时由关中迁往陕南的人口数约有百万余口。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旱灾持续到第二个年头的时候，已经是麦收之后的农历五月份了。几场透雨下来，关中大地的秋庄稼，大面积恢复播种。然而瘟疫，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肆虐。因为旱灾而饿死的人，远不如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多。

据资料显示：民国二十年（1931）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陕北地区鼠疫流行，人口死亡严重。在晋陕两省的北部沿黄河十余县鼠疫流行，传染甚速，死亡人口甚巨。发病区计有山西兴县、临县、保德三县；陕西佳县，绥德、吴堡、米脂、榆林、横山和靖边七县，约四百余村落，均感染腺鼠疫。

1931年夏秋两季死亡约一万多人，秋冬，佳县木头峪、绥德义合、米脂和横山殿市又发生肺鼠疫，死亡人口剧增(无确数)。后又蔓延至清涧、安定和保安，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注：见尤仙航医师《陕北地区鼠疫流行经过回顾》）。

死亡人数如此巨大，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一方面国民政府各个派系之间激战正酣，根本无暇顾及民众疾苦，各级政府几乎陷于瘫痪，预防措施不力。加之陕北连年旱灾，农民生活困难，抵抗力弱。鼠类中之流行病与人类中间传染之鼠疫极有关系，鼠疫之所以能由动物体传染至人身，蚤类实为重要媒介，家畜中骆驼、马、牛、犬、猫身上带有疫蚤，甚易传染于人。

在那个灾难频仍的年代，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口死亡，通过以上资料不难看出，除去自然原因之外，国民政府的不作为是罪魁祸首。在大灾面前，不仅没有积极救灾，竟仍然以丰年的标准征收赋税和军粮，是导致旱灾饥荒的最主要原因，而之后的瘟疫，就完全是不作为导致的了。

在民国时期最黑暗的那个年代，人民的命运根本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在慨叹当年黑暗的同时，是否应该庆幸今天我们活着的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