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书》云：服麻黄汤发烦目眩者必衄，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头痛发热，无汗恶风，宜麻黄汤，是应解表而用麻黄者。头疼发热，汗出恶风，宜桂枝汤，是应解散而用桂枝者。二者均为解散，正分轻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无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黄。古人有汗者当解肌，无汗者当发汗，是太阳一经尚有差别，又况不分阴阳而用药乎！当汗而下即死，当下而汗亦死，所以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谓当下而反汗也。阳盛者内热而邪在里，故当下也。设投桂枝发汗，是阳盛即毙也。）承气入胃，阴盛乃亡。（谓当汗而反下也。阴盛者恶寒而邪在表，故当汗也。误投承气攻下，是阴盛而亡也。）可见麻黄桂枝承气者，死生之系，业医者可不慎哉！
    伤寒三四日外，服诸汤不瘥，身热脉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可代桂枝汤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汤青龙汤用。有汗脉缓为桂枝证，无汗脉紧为麻黄青龙证。
   《证治论》云：白虎汤性凉，惟夏至后用之。谓如土地七八月犹热处，有壮热为病；相度尚可用白虎汤，服之自然汗解。然白虎汤用石膏，故亦治伤寒，不专于治也。或问曰：夏月若果见麻黄桂枝证，亦岂得不用，而固用白虎汤也？曰：此说尤妙，但临时看证用之。假如虚弱人老人，不可用白虎也，盖白虎性凉，若下利腹痛者勿服，当改服小柴胡汤。
    或问：夏至后皆可用白虎汤耶？答曰：白虎治中 并汗后一解表药耳，非正伤寒药也。今之医者见六月中病，多云中，不辨热病，用药太凉，况夏月阴气在内，尤宜戒之。《证治论》云：白虎亦治伤寒，不专治。《活人书》云：白虎治中暑并汗后一解表药耳。其二说虽颇异，大抵随时审证，当用即用，不可执一说也。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证具，却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以小柴胡汤与之，此虽已下不为逆。若得小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发热汗出而解。难为汗下者，必用小柴胡，故又名三禁汤。今见伤寒多用小柴胡，不问阴阳表里皆与之，岂不为害也？不知小柴为少阳表里和解之药，惟呕恶心，寒热怕风恶寒，在表亲切。伤寒但呕，便属少阳，止用小柴胡汤和解。盖少阳邪未入里，而在表里之间，是邪欲入，胃气充而不纳，故呕出。
    若邪稍入里，气未和，当用大柴胡汤微下之，自然热退身凉，何有坏证。若只邪在皮肤，恶寒热作，脉浮而促，则当解表，用九味羌活汤。所以有谓解表未开，不得攻里；表气尚存，攻之为逆。
    或问：伤寒有表复有里证，用大柴胡汤之缓剂下之何如？答曰：大柴胡汤，伤寒下药，与三承气汤之次也。其间应下，尚有表证，多或虚弱易动者，宜用大柴胡汤缓方为至稳。若血虚人，更加当归。虚弱用之稳，为其有人参甘草和中故也。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利，非大柴胡汤不可也。此非是有阳明呕吐，又非霍乱吐利，谓之太阳，大柴胡证也，故缓以下之为稳也。
    或问曰：承气汤既有三等之殊，治之必有浅深缓急次第，可得闻乎？曰：太阳传于阳明者，自表之里，无形传至有形，故用大承气汤急下之，以其硝黄猛烈故也。少阳传于阳明，为逆传来者，阳明居太少之中，故从乎中治，宜小承气汤之缓也。若夫正阳阳明，为本经传于有形，故用调胃承气汤之缓剂。无太少二气之传，故不用浓朴枳实燥药，所谓有缓急次第之用者，此也。大承气汤，下药之最急者；大柴胡汤，下药之最缓者。调胃承气汤，急之次者；小承气汤，缓之次者。
    春甫按：大承气汤治三焦俱实，否满燥坚全，故用浓朴枳实苦寒泻满，芒硝咸以除坚，大黄之苦以泻实热。此为胃实不大便，发热狂言谵语，三焦俱实而用之者也。小承气汤治上焦积热而成否实，以浓朴枳实去痞，大黄泻实热。不用芒硝，则不伤下焦血分之真阴。此为上焦实热而用之者也。调胃承气汤治邪在中焦，则有燥实坚三证，故用甘草调胃和中，芒硝润燥，大黄泻实。不用朴实以伤上焦之元气也。桃仁承气汤治中焦于血积热。
    经曰：中焦如沤，血之源也。中焦热甚则血瘀凝，故有腹痛不可接。又有谵语则以调胃承气加桃仁肉桂以破之，亦不用朴实以伤上焦。此则诸承气因证立方，而不容以不易名也。上文谓无形有形缓急次第，惟见其大略焉耳，岂若直以三焦证治而论，不亦深切着明也哉！《伤寒论》潮热条云：设当行大承气汤，亦须先与小承气汤，不转矢气者，不可攻也。
    仲景云：阳明病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粪，欲行攻法，少与小承气汤，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粪也，乃可以大承气攻之，若不转矢者，此先硬后溏也，切不可攻之；攻之必腹胀不能食也。凡伤寒攻热邪，皆用汤液涤荡热积，不可用圆子药攻，不可不知也。
    大青龙汤治病，与麻黄汤证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烦躁者用大青龙汤也。以其中风并伤寒俱盛，故青龙汤添麻黄，合桂枝汤药味在内，更加百膏，所以为紧。此治荣卫俱病者也。大抵感外风者为伤风，感寒冷者为伤寒。故风则伤荣，寒则伤卫；桂枝主伤卫，麻黄主伤荣，故大青龙主荣卫俱伤者，此也。
    李先知云：脉缓有汗为桂枝汤证，脉紧不烦为麻黄汤证。大青龙汤证脉似桂枝反无汗，似麻黄反烦躁是也。若不审证，误用青龙发汗，伤人多矣。故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青龙，服之则厥逆，筋惕肉，此为逆也，宜服真武汤。仲景特设此药以救之。
    十枣汤治身凉干呕，短气筋痛者当行。须是表证已罢，方可用之；表未解者不可行也，以其药性太猛，切戒轻用。
    里有水证条云：身凉表证罢，咳而胁下痛者，十枣汤。痞证条云：胁下痛，干呕短气，身凉不恶寒，汗出无表证者，十枣汤。干呕证条云：身凉汗出，干呕胁痛不恶寒，此表证已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可见十枣汤非敢轻用，必审表证罢，惟身凉胁痛干呕，有水气而里未和者方用之。以枣十枚为君，消水药不过一钱，不敢轻用可知矣。
    易老九味羌活汤为解利两感伤寒而设。经曰：两感于寒者死不治。以其一日太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此为脏腑俱虚，内外俱病。欲表之，则有里；欲下之，则有表，故云两感者不治。然所感有浅深虚实之异，虚而感之深者必死，实而感之浅者犹或可治，故易老有九味羌活汤之制也。其黄芩、生地为里热之药，羌活、细辛为解表之药，亦和平表里之轻剂耳。然非正伤寒之主药也，陶氏谓其可代麻黄、桂枝、青龙三方之用，噫！亦过矣。但用之于伤风见寒，伤寒见风，头身疼痛，恶寒发热而兼有里证者宜用之，大抵终是轻剂。若果当发汗，必用麻黄，而羌活、防风岂可比也？若表虚有汗，则用桂枝。若有汗而烦必用青龙，羌活岂可代也？非即病正伤寒，而九味羌活用于春秋之时，比之麻黄、青龙，则又稳也。知者审诸。

 

剑可护身杀敌，也可伤及自身，此乃事物普遍之两面性；况且剑可伤人，但伤人者乃是人，剑不能自伤人。中药亦然。“药能治病，亦能致病”，中药本身是无辜的（除非有质量问题）。“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余听鸿语）。有毒未必有害，无毒未必无害，药之害在医不在药。
    首先，中药使用必须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关木通用毒，是真；而有毒就必定有害无益吗？是否也有医生（特别是西医）不懂辨证用药的原因在内？阴阳寒热不分，表里虚实不顾，以对证之剂用作对病之方；不管开始对证与否，也不论后来证型是否改变，一味“龙胆泻肝丸”开将出去。所谓“君之用药，非歧非黄，君之用药，如虎如狼；经君之手，不病而病，服君之药，不亡而亡”，岂不冤枉？如此用药，人参、茯苓都会出问题，何况有毒之关木通呢。日本前些年发生的“小柴胡汤事件”，就是因为脱离了中医学理论使用小柴胡汤的结果。我们难道还不能引以为戒吗？中医不同于西医，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因此，使用中药之前，务必懂得中医应该怎么用，懂得正确的炮制、煎煮方法，不要盲人骑瞎马，效果不好甚至出了医疗事故，反说中药有毒，中医无用。
   其次，用法和剂量有差，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中西药物皆然。近医杨则民讲：“麻黄作解热剂时用轻量，作利尿剂时用中量，治喘时用大量；桂枝伍于发汗剂时用轻量，和卫阳时用中量，治疗风痹时用大量。附子作强心剂时用大量，峻下作镇痛剂时用中量，作止泻剂时用轻量。川连泻火解毒用大量，消炎用中量，健胃用轻量……又言“乌附大量则中毒”等语。可见剂量实在值得重视。而王清任用黄芪，缪希雍用石膏，祝味菊用附子，常剂量极大，是基于对中医理论和药物的深刻认识及对方剂的巧妙配伍。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如果没有临床经验和对所用药物的深刻认识，岂可随便效仿？再如关木通有毒，有人用不得当而出现了副作用，有人却能用之有利而无害，药之过，人之过？
    再者，毒性为部分药物作用的一部分，而临床上以毒为用的例子也不少见。《本经》药品之下品即毒药；《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要求医师在识别利害药毒“令民知所避就”的基础上，还应该能动得化害为利和化毒为药，转化利用来作为医疗手段。而外用吴茱萸、川椒、巴豆、蓖麻子、斑蝥、毛茛等都是中医引赤发泡、由上达下、由里达外的诱导疗法，在外治法中经常使用。全蝎，蜈蚣之类，皆有毒之品，而章次公、朱良春诸先生用之内服其效如神。《孔颖达传》甚至说：“服药必暝眩极，其病乃除”，可见有毒未必有害。而一味平和之品，对提高疗效也是有限的。以毒为用，需胆大心细，另是一种境界。朱良春统计，古有十八反，十九畏，而历代皆有用之者。如《金匮》甘遂半夏汤之甘草，甘、遂同用，赤丸之乌头、半夏同用，丹溪莲心散芫花、甘草同用等。用药如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韩信之行背水阵也；不善者徒取灭亡之祸耳，可不慎哉？盖贤者真知灼见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试以杀人也。
   最后，虽然现代对中药药理毒理已加强了研究，但仍未足够深入，在教学中对此仍未给予充分重视。对西医开中药或中成药也没有给予一定的管理和限制。这一点也很值得重视。
   吴塘曰：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内经》曰：世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用药有害，一味从药物上找原因，甚至将药物封杀（如关木通等），如同马不走去鞭打车，不是一种对中药应有的客观态度。陆广莘先生也提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龙胆泻肝丸事件或者马兜铃酸事件，起源于外国人不懂中医药，或国内一些西医未遵循中医理论正确辩病，但其实质恐怕是医药市场之争，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希望媒体更多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免误导民众。其意见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