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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里营人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然后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复述和倾听。这一回连福庆伯也恢复了热心，不厌其详地询问有关的枝枝节节。

    二叔是民办教师，住在镇东的中学，也死在他的宿舍。因此相对而言，关于他的死讯，我们家知道得倒很晚。

    我们家在镇子南边，孤零零地戳在麦地边上。

    那天上午我和我弟弟坐在热炕上看小人书，我妈在地上糊鞋底儿。

    我未来的历史老师慌慌张张跑到我家，招招手把我妈叫到门外。

    我不知道他跟我妈说了什么，我只看见我妈的身子突然靠在了门上，她的手紧紧地抠着门框，接着向下滑去。

    滑倒在地的我妈很快又站了起来，她脸色煞白，直直地瞪着历史老师，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我妈抹了一把眼睛，就疯了似地跑出门去。

    我妈跌跌绊绊地跑着，不知道她的儿子跟在身后。

    三里营人一路把奇异的目光对着我们娘儿俩，但我的眼里只有我妈。

    我跟着我妈跑向镇东，跑向六年后我将进入的中学，十二年后我考大学的中学。

    这一天学生们因二叔而停课。

    被轰出来的学生并没走远，都惊惧地围在学校门外。

    学校的大铁门紧锁着，只留一道小门进出。几个久已无事的民兵派上了用场，他们威风凛凛地站在小门口，拦截着试图闯入的学生，和四面八方越聚越多的围观者。

    我妈抹着横七竖八的泪痕，上气不接下气地抢近的时候，水泄不通的围观人群主动闪开了一条缝隙。

    民兵连长也法外开恩，挥手让部下放过了我妈，也放过了我妈身后那个鼓着腮帮子的小家伙。

    我和我妈进到了中学。

    在一排平房最靠操场的那头，二叔宿舍的门口，用白石灰画了半个长方形。这里仍然聚了很多人，不过大半是学校的老师。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有这么大的蛮劲，她象头母牛一样冲破那么多人的拉扯，冲破那道白色的警戒线，扑进了二叔的宿舍。

    我仇恨我吃饭太少，使出了吃奶的劲也没冲过那道白线。

    我把我未来政治老师的脸抓得稀烂，又蹬又踢他的肚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将我放下地来。

    我就这样失掉了最后一次见我二叔的机会。因为二叔接下来就去了镇医院，睡在那间简易的太平间。

    不过我后来知道，我妈也没见到我二叔。她扑进去的时候，派出所和区上五中队的人，已经免费给二叔照过了他一生中最浪费的一次像，然后他们给二叔盖上了床单。我妈没来得及把床单掀开，就已经昏倒在地。

    那时候我正在抠我政治老师的脸。我只听见扑进去的我妈，撕心裂胆地喊了一声二叔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