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南华早报中文网专栏稿，刊于4月9日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大国博弈已经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网络空间。
    刚刚，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来自国外的网络威胁视为“国家紧急状态”，并将对海外网络攻击的主体实施制裁。类似的制裁已有先例，今年年初美国和朝鲜因为索尼影业公司丑化朝鲜领导人的电影而发生网络互黑，美国对朝鲜相关机构和官员进行制裁。
    作为网络时代软硬件设备的主导国，美国网络战的能力可谓一枝独秀。但是，美国却是经常抱怨被其他国家网络攻击，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健康。去年5月，美国还向中国5名军人发出刑事诉讼，指责他们攻击美国6家公司的电脑系统。而这，引发中美两国的政治纷扰---美国总统以网络安全为名义的制裁令， 恐怕会制造更多的国际麻烦。
    讽刺的是，美国前情报员斯诺登，曝光了美国全天候监听监控其他国家的丑闻，让国际社会确信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骇客”。美国政府是主角，一些知名科技公司是帮凶。
    斯诺登蛰伏俄罗斯，此人也许渐渐被世界遗忘。但是后斯诺登时代的负面影响，却难以消弭。后果是，美国公信力丧失了，在欧洲盟友看来更是如此。这是滥用信息技术的代价。当然，只要存在大国博弈，就有利益冲突。利益工具当然也包括了信息技术和网络载体。
    美国滥用技术监听监控别国，他国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防范，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不存在道德问题。谙熟国际政治规则的观察家和舆论场都明白这个道理。因而，美国将自己视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只是策略和手段，不值得同情反让国际社会讪笑。
    因为“棱镜门”事件，后斯诺登时代的美国必须承受道德失分的代价。由是来观察中国银行业出台的网络安全新规，美国没有理由去反对。当然，新规的确对技术设备提供者设定了严苛的条件，如向中国银行出售计算机设备的公司提供源代码，接受侵入性检查，使用被怀疑有后门的中国自己制定的加密技术和安全标准等等。
    但是，这些严格举措旨在堵上网络攻击的漏洞，安装上中国信任的防火墙。作为技术防御手段，中国的做法无可厚非。美国不惜采取监听监控的方式，来确保本国经济安全，中国也应有对应之策。况且，经过斯诺登事件，美国知名的科技公司也无法洗白自己。中国对这些科技企业有所防范也是应有之义。更要者，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市场行为，譬如华为和联想，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审核得更严更紧。以至于华为在欧洲市场的开辟也受到了影响，直到英国为华为正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美国有反网络攻击的权利，美国企业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但尊重中国的国内监管和市场准则，也是美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了解的基本常识。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刚结束的访华之旅，提到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新规对美国企业的“伤害”---有损美国企业50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作为博弈手段，卢的言论无可厚非，但作为现实抉择，美国企业要进入中国，自然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美国指责的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了欧洲盟国。就在上月，奥巴马也指责“欧洲官员用‘高大上’的安全和隐私担忧表述来掩盖保护主义。”微软首席法律顾问布拉德•史密斯也强调，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主义，让我们不得不感到担忧。
    美国为之用了“数字保护主义”的字眼。但其恰恰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加强了网络安全的监管，和“棱镜门”丑闻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也是后斯诺登时代美国应该承受的代价，正如在亚投行上遭遇的美国式孤立---是“我们（美国）搞砸了”（美前国务卿奥尔布拉特语）。
    国际社会应该在“保护主义”和“网络安全”达成平衡的共识。在没有共识支撑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没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批评和干涉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