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今年启动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不可谓不浩大。然而，截至目前该“丛书”还有48位名人无人“认领”，包括墨子、韩非、王勃、孟浩然、柳公权、温庭筠、姜夔、马致远、吴承恩、王夫之、柳亚子、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多位名人。中国作协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13日表示，这是因为目前报名者尚不符合“丛书”要求。
    这48位传主，是大学中文系必讲的名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大学课堂，讲述这些名人，必然漏不掉去经历和经典；中小学语文教材，往往第一个注释就是介绍作者的生平。因此，这些名人的传记，应该属于最简单的文学常识。
    也许正如组织者所言，这项工程前期宣传不够而不为人所知。可这种说法也不尽然，这项工程里一半以上的文化名人不是已经被人认领了么？其实，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组织者的苛刻。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所言，研究这些名人的学者很多，也有人报名，但组织者因为他们不是文学家，因而要“考量考量”---这一“考量考量”就会吓走那些爱面子的学者专家们。
    简言之，48为名人传记无人“认领”的原因是设置了所谓文学的门槛儿。其更多要求作传者是文学家，要把传主写成文学典型人物（何建明所谓“文学创作”），这自然让很多专家不敢“认领”。哪怕这些名人传记丛书的稿酬诱惑极大---发行量达20万以上，稿酬超过100万元。
    中国人其实有修史作传的传统。从《史记》到《资政通鉴》，纪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些都属于记述史实为主的史传，和文学意义上的纪传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史传也好，文学上的传记也罢，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因而，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些人，其实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他们的职业属于官僚，至多属于史官。可是，他们以官僚职业或者史家专业的身份，写出的史传却兼顾了信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
    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他在大家熟知的《史记·陈涉世家》中，描写陈胜对同伴言：“苟富贵，无相忘”，并傲然而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典型的文学家言的细节描写。在《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类似的文学笔法。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评价太史公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即信史和文学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因此，不要小觑专业人士的文学才能。一部传记，尤其是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固然需要文质结合，但质（历史真实）更为重要，文（文学文采）不过是为质服务的。所以，对于48位文化名人传记过度强调文学色彩，对于专业学者的求全责备，才是这些文学名人难以“成传”的主因。
    事实上，若对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专业学者宽容一些，他们起码能够保证传主人生经历的真实性，也能深刻传递出这些文化名人的“文化味”来。而且，专业人士的文字也并非毫无华彩，街面上畅销的一些明星学者的书籍，修辞炼句也是相当隽永的。若恪重于文学家作传，他们对传主缺乏严禁的研究，因而对传主的人生纪实和文化真实难以描摹。在此情势下，他们也许只能发挥艺术想象甚至过度演绎，那就不成传记而是小说了。果如斯，庞大的网络小说者就可在百万稿酬的重赏之下，把这些名人们演绎成玄幻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