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昨22日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3月23日《京华时报》）
    捐献器官，自觉自愿，是第一原则，如此才契合情理法。不过，情与理是很难评价的，容易加入个人主观因素，而带来问题。只有通过立法，形成制度，才能使捐献器官行为充满理性和有序操作，从而避免道德化评价的滋扰。遗憾的是，直到今年，鼓励人们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才纳入立法计划。因此，建立器官捐献的制度体系，还有待时日。
    尽管如此，承认死囚捐献器官是畸形，还是时代的进步。虽然，只要死囚对于器官捐献属于自觉自愿，这样的捐献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死囚的特殊身份，外人或第三方很难确认其自愿是否属实。而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死囚捐献器官颇多争议乃至批评的主因。更重要的是，死囚不仅仅是生命权的丧失，还有终身政治权利的剥夺，在这样的“权利”语境下，死囚的自愿原则也是打折扣、有瑕疵的。
    既然中国有十几亿的公民，而且是法治国家。捐献器官自然应该走公开、透明的制度化管道，而不应该走畸形和争议的路径。立法是第一要务，制度化不能缓行，宣传教育跟进，才是正畸死囚器官捐献模式，打造制度化器官捐献的正道。
    中国人口多，立法跟不上，器官移植的缺口大，这是事实。但是，拯救生命本身就是对权利的至上尊重，权利不仅是个生而有之的自然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更是一个法治概念。用生命拯救生命，很伟大很感人很有爱心，没错；用带有折损权利嫌疑的方式拯救生命，譬如死囚的器官捐献，这样的拯救就是有问题的，被救的生命也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因此，法治社会，苛求权利平等，尊重权利自主，是底线也是原则。不管是死囚还是公民，他们具体的生命权外延是不一样的，但其权利内涵并无二致，社会应该充分平等地尊重之。如果说，有完善的器官捐献立法，有细化和可监督的操作规程，死囚捐献器官也未尝不可。相反，没有制度体系作保障，即使是公民满怀爱心的器官自愿捐献，也难免让人纠结诘疑。道德化也好，自律性也罢，总不如他律规范理性客观，经得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化检验。
    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实际能够接受器官移植的不过万人。而这里面，还包括了死囚器官捐献。如此重大的器官缺口，只有唤醒自愿捐献器官的全民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器官移植问题。而这，自然要靠立法先行，制度托底，及有效的宣传才行。
    在制度缺位的情势下，死囚捐献器官的模式必须根绝。这个不存在所谓的缓冲器或过渡期，既然承认通过死囚获得移植器官是“畸形”方式，快点正畸就是，不必再等上3-5年。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尊严，有尊严的死和有尊严的活都很高尚。在法治空档期，是在争议中用死囚的器官延续少数人的生命，还是用高效的立法建立器官捐献体系以维护权利正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