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11月2日展示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捐款为25元。（11月3日《新京报》）
    慈善在中国是公共热词。不久前，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华被舆论狂热解读，所谓“劝捐”不仅对中国富豪带来压力，甚至也影响了巴菲特。后来，巴菲特以入乡随俗的中国式谦卑--“学习”来定位这场“巴比宴”。尽管如此，有很多富豪还是相当排斥，陈光标的“裸捐”甚至被人嘲弄。结果是，“巴比宴”以一种讳莫如深的方式终结。
    这个小插曲，足以说明慈善在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中国富豪的成长迅速，美元亿万富翁的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很多富豪既有慈善愿望又有慈善行动。少部分富豪如陈光标、何思模立志要成为“中国巴比”。另一方面，有些富豪的财富观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自我享受、为子孙计），也有的富豪认为扩大再生产从客观上讲也是社会慈善。
    应该说，只要财富取之有道，如何处置自己的财富，抱持哪一种财富观都是允许的。但是，从11月2日发布的《慈善蓝皮书》来看，中国慈善让人难堪。中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相比，中国捐赠比例也低于他们。对比之下，中国慈善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而最困惑的恐怕还是缺乏制度性的路径。
    不久前曝出的壹基金私募基金会的身份尴尬，凸显慈善制度化设计的瑕疵。影星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虽然颇负盛名，但盛名之下其实难付。因为其只能挂靠于中国红十字会才能履行慈善之责，伴随着双方挂靠关系的行将终结，壹基金就成了“黑孩子”。中国私募基金的身份困境，至今未得制度上的破解。以美国作为参照系，美国2009年各类基金会达到75595个，中国只有1800个，美国基金会资产2009年达5834亿美元，支出429亿美元。
    拥有足够数量且制度化运营的基金会，等于涵养了完善的社会化慈善机制。在此机制上，才能形成人人慈善，慈善人人的良性互动。吊诡的是，中国并不乏道德自觉但又零星琐碎的慈善，尤其是当突发自然灾害来临时，全社会都会主动地激发起潮涌式的慈善激情。但是，由于缺乏制度路径，这种激情或运动式的慈善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表现到大企业、大富豪或影视名人身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承诺时信誓旦旦，事过后抛之脑后。不少名人的“诈捐”固然有捐者自己的责任，但也是慈善制度匮乏使然。因此，没有制度托底的慈善，是激情但不理性的慈善；是横冲直撞而缺乏有序导引的慈善。
    对于“巴比”，对于美国慈善，国人总是要问几个为什么？其中的答案之一就是美国有完善的税收调节制度。关于美国的财产税征收问题，以及对慈善的影响。专业人士有许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项税收，肯定影响了美国人的慈善观，尤其是美国富豪的慈善观。很简单，财留子孙有重税伺候，钱捐社会（基金会）则享受一定的免税待遇，更兼赢得社会道德声誉。权衡利弊，制度促捐促善的功能是巨大的。相比之下，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保有层面的税种是未来五年即“十二五”计划的内容。显然，这是远景。
    最重要的是，法治社会须臾也离不开法制和法治。中国慈善立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自2006年到2010年，该法起草工作连续5年列为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中“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之一。但该法正式颁布实施还有待时日。况且，即使中国慈善“有法可依”、有制可循，要实现完善的法治，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有法制和法治导引，中国慈善前行的路径就是清晰的，结果是令人期待的。
   

11月4日时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