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很年轻，人口平均年龄32岁不到，这么年轻的群体我觉得应该去租房。我们应该盖这样的房子来解决问题。”10月31日，在2009中国地产年会暨中国人居60年高峰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建议深圳大量开发公共租赁房。现在在北京、广州、常州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已经出现了公共租赁住房。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232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1%的人支持公共租赁房在全国推广，其中55.0%的人“非常支持”。（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这么多的人支持公共租赁房，看来市场需求旺盛，应该引起决策层重视。现有的房屋租赁市场，并不令人满意，公共参与性和监管性不足，市场大都为民间租赁者所瓜分。这样一来，往往导致黑中介盛行，出现“二传手式”诈骗----既骗租房者，又欺租赁者。此外，私房出租者为了获取更多房租，往往最大限度地改造和利用出租房，使房子变成鸽笼，带来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这种租赁方式有时缺乏有效的合同约定，除了问题之后，出现维权的黑色地带。
    人口的大流动，城市的急速膨胀，房源需求陡增是中国城市生态的主旋，也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瓶颈。房价高企，人人买房显然不现实；人口急遽流动，买房定居也不是很多漂游创业年轻人的选择。而困扰的是，在公共政策的设计体系中，我们有市场主导的商品房，我们也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的经适房和廉租房。这似乎考虑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安居需要，但政策面考虑的主要是一地的常驻居民，对于现代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游牧部落”的安居，公共政策对于其居所几乎没有考虑。这种境况，如果不纳入城市治理者的决策视野，其缓释的社会风险同样会很严重。
    因此，住房供应体系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哪个城市最先破局，就能更好地吸引人才流入，加速催化城市的现代化，使城市治理提前突破公共治理滞后和城市各阶层日益增长的平权需要之间的矛盾。据统计，对于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求，“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以71.9%的支持率排名第一；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67.1%)。60.6%的人选择“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够保障性房条件的‘夹心层''”；43.9%的人认为是“所有无房的中低收入群体”。统计数字足以说明，如果将公共租赁住房纳入现有的住房保障体系，实际上能收获一石三鸟之效----人才集聚效应、阶层平权效应和社会和谐效应。
    吊诡的是，在此问题上城市治理者存在着相当的误区：一是重视商品房开发对GDP政绩和地方财政的提振作用，追求眼前利益和发展速度；二是在保障房建设方面遭遇难题，对于经适房和廉租房存在的问题充满忌惮情绪。在国家政策范围内的经适房建设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地城市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公共廉租房自然是差强人意；三是缺乏公共租赁房建设的地块和资金，更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因此，城市治理者对公共租赁房建设缺乏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
    但不管如何，城市人群的多元化、流动化是客观现实，一个城市要发展要进步，必须要满足这个城市生态环境中每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要求。否则，无房者们就是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无法提升城市的档次。
    买房置地的传统观念值得尊重，租房栖居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值得多种，多元的社会生活亟需多元的住房公共政策去保障。唯此，城市和人才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在房屋租赁市场主要有私人所垄断、而且缺乏有效的管理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和公共管理的深度介入不得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