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13日宣布，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工作。银监会将对此类机构采取先试点、后逐步放开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四地各批准一家机构进行试点，成功后再进行推广。（8月14日《新华网》）
    这个管理办法通俗易懂，很容易为民众消化：消费金融公司设立门槛降至600亿；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四个城市试点；预计年内成行；业务范围不涉及房贷和车贷；借款人违约不得恐吓催收等。简言之，消费型金融公司不是银行，但可以向公众提供小额信用消费贷款。显然，这具有缓释银行消费贷款压力，提振社会消费能力的作用。
    不过，再好的管理办法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何况试点尚未启动，实际运行的效果还有待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催化和涵养中国的消费型社会，除了一纸规定，更重要的是细化和强化现实的监管力和执行力，防止消费型金融公司游走于左和右的两个极端。
    所谓“左”，是银监会在审批上过于严苛，准入门槛过高，导致有志于消费金融信贷业者驻足观望，使这一行业出现阻滞梗阻现象。因为从目前的准入门槛看，除了年收入不低于600亿元和注册资金不低于3亿元的资金底线外，还包括了资本充足率标准（不低于1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低于100%）以及同业拆入资金比例（不高于资本总额的100%）等严苛条件。更重要的是，试点阶段的消费金融公司还不能涉及当下最热的房贷、车贷，而且贷款利率不能超出法律允许范围。虽说是试点，但是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企业而言，恐怕也会意兴阑珊。因为准入者，看中的是消费金融的利润，而非蛰伏于银行的金融尾巴。
    所谓“右”，则是监管过严的逆反。监管过严将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导致市场冷清，聊胜于无，试点的目的很难达到，更难提广泛推广；二是走向“稻草人式”监管的反面，形式上的极严异化为事实上的过宽。这从工商企业注册资本上的偷梁换柱和蚂蚁搬家即可一窥内中端倪。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目前只有看上去周延的一纸管理办法，并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相伴，如何进行实际监管，如何保障监管质量，都没有可落实可监督和可评价的依傍。一切的一切，就只有一张势单力薄的纸，告诉准入者：要想进来，必须这么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翻爬滚打N年的金融玩家们，岂能就范于那张薄薄的纸？即使唯唯诺诺，也是阳奉阴违，伺机兴风作浪。
    要以消费型金融公司来催化消费型社会，既要反左更要反右。而左右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就是强化系统的监管力量。除了原则性的管理规定，还要有现实的管理细则，也要有覆盖全流程的风险监控网络平台，更要有矫治和惩戒非法经营者的强力手段。要试点首先要管得住，要试出规矩来，不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其实，制约消费型金融公司发展的除了监管方，还有信贷方和借款方的缺乏互信。在全民信用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语境下，信贷方对于借款人的信用是忌惮的。更要者，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此类贷款无须抵押，这就更增加了金融公司的风险。对于贷款人而言，最担忧的则是金融公司会不会变成事实上的高利贷者。因此，试点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借贷双方的利益诉求，同时尽快构建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否则，没有信用体系的支撑，消费型社会的构建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