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国税总局网站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除烟产品生产环节的消费税政策有了较大改变，调整了计税价格，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外，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新政策从5月1日起执行。（6月20日《人民日报》）
    这轮烟品增税政策调整，增税幅度较大，甲乙类香烟都在调整之列。除了消费税税率提高，还加征了5%的从价税。从理论上讲，这一加税举措正面的效应明显。如果烟民不记吸烟成本，继续维持在原有消费水平，国家税收将有相当增值，实现公共财政的增收；如果烟民减少烟品消费，则有助于实现控烟目的，确保公共健康。因此，这一加税政策，能够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税收调控商品消费总量，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市场手段。它可以再短期内起到抑制烟民消费达到积极控烟的目的。尤其在中国，烟民数量达到3.5亿，其中15岁以下的烟民近2亿，还有超过5.4亿的被动吸烟者。增税提高吸烟成本，对那些尚未成瘾而且缺乏收入来源地2亿青少年烟民发挥作用。即使达不到让他们完全弃烟的目的，但也会逼迫相当比例的青少年烟民不再吸烟。关键是，吸烟成本提高，或就此阻断青少年吸烟成瘾，从而减少了烟草对青少年健康的危害。这一政策，按照专家的估算，将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
    长期以来，在控烟问题上，公共政策往往存在着投鼠忌器的顾虑。一方面，烟草产业的财税功能相当强大，2008年为3000亿元；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因吸烟致病造成的直接损失在1400亿元~1600亿元之间，间接损失达800亿元~1200亿元。两相抵消，烟草收入等于归零，而且损害了3.5亿烟民的身体健康。但是，由于烟草税收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而那些吸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是零散的、隐性的、甚至摊薄到个体的烟民身上，从公共管理着到烟民个人对这种海量的损失并不敏感。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讲，全民禁烟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这样的政策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设计出来，因为烟草产业已经根植于市场，不仅仅成为国家财税的重要来源，还养活着50万的烟草职工。而且，烟草还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属于现实主义的民生选择。而且，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讲，也从来没有所谓最佳，只有恰当和适合。所以，增税控烟，就成为公共政策的理性选择。
    从烟草税收的情况看，中国烟草业总的税负只有40%，远远低于全球平均的60%-70%。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要求中国增税控烟，通过“寓禁于征”的方式确保公共健康。在此情势下，中国烟草业增税空间相当之大。遗憾的是，中国烟草业的低税率，事实上是一种政策上的功利误导，即以中国传统作坊式的“薄利多销”模式来榨取最高限度的行业利润。事实证明，这种低税的行业政策，不仅无益于公共财政的增值，而且是以低价倾销的诱惑造成了数亿瘾君子的趋之若鹜。
    增税控烟政策启动，等于和国际接轨。但这一步迈得还相当谨慎和有限，大踏步往前走，将公共财政和公共健康的双赢作为决策的基准和目的，才是正理。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增税提高烟草价格，也不能走了极端，使卷烟变成了奢侈品。果如此，烟草可能会异化，变成庸俗人际关系的调和剂和诱发腐败的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