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4月1日晶报，有删节

   “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可能改成12年？目前有这样的意向，但还没有定论。提案方向有两个，一个向上普及高中，另一个是往下普及学前教育。”（3月31日《广州日报》）
    延长义务教育，是公众翘首以盼的事情。这样的利国利民之事就决策者而言应该是肯定判断而非选言判断，决策者不应该有什么可迟疑的。至于增加的三年义务教育是往下普及到学前教育还是惠及高中三年，现在就可以凝聚民意。但从常识来看，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相比，并没有普世性，因为很多乡村尚没有进行学前教育。因此，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阶段或更有意义。
    义务教育，在我国有法律依据。根据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特点是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型，是法定义务。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有了义务教育的法治保障，上学贵、上学难的社会问题应该迎刃而解。但事实上是近年来，学费高企和上学难的问题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已经被公众形象地归纳为“新三座大山”之一。所以，除了延长义务教育不得缓行外，改革当前的中小学运行体制，消弭横亘于各种不同类型学校间的等级鸿沟，将所有中小学都变成平等的国学学校，才能确保义务教育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痼疾。
    如果按照现行法治规定，从小学到初三，每个适龄学生的求学之路都应该是一片坦途。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乡村，有的学校师资匮乏、教育经费捉襟见肘，辍学现象并不鲜见；在城市，打工者的子女因为户口问题而存在着入学难题，同样很难享受到义务教育的待遇；城市居民，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都面临着择校的困扰，往往是少数名校备受追捧趋之若鹜，一般学校无人问津，这就带来了多重的尴尬：
    一是名校可以凭借其强势地位，吸引最好的生源，吸纳更多的财政，聚集更优秀的老师，涵养更大的名声，形成高于普通学校的雪球效应，从而使名校预设更高的入学门槛。在此情势下，名校的学费和杂费虽然免交，但是对于入学者要收取比学费高得多的赞助费。故而，虽有义务教育，但很多人却感觉学越来越难上、上学越来越贵。
    二是小学和中学阶段的等级制，不仅容易造成名校学生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也可能诱发名校的特权思维，有时甚至会进行权钱利益的交换。对于前者而言，精英意识根治于适龄学子的脑髓，不利于未来公民社会的涵育，也是对义务教育普及化的颠覆；对于后者，名校畸生的不正之风，则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和带来社会不公。
    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和重点名校的二元化格局，也成为应试教育的惯性流弊，名校为了追求更高知名度，就会一味地提高升学率，追求高分数，从而使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和空谈。因此，重点名校的存在，不仅是义务教育难达实效的症结所在，也事实上阻碍了素质教育的进程。
    因此，无论是9年义务教育还是12年义务教育，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定义务，真正做到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型。而衡量这“三性”的标准是所有学校都成为国民学校，适龄学生和其家长们没有择校的必要。否则，如果学校有等级，就会诱发特权选择，义务教育的法治正义也就仅仅存乎文本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