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月27日西安晚报

   “我实在想不通，在这么繁华的路段，又紧邻城市主干道，竟然不准出租车通行，有关部门作出这条规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2月25日，外地到河北石家庄市办事的谢先生向记者诉说他的“遭遇”：自己从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该市青园街某单位，当车行驶到距目的地不足一公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出租车司机靠边停车，他被告知，他要去的这家单位所在街道禁止出租车通行，要想乘车抵达目的地，须绕行多个红绿灯。无奈，他只好背着大包小包穿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谢先生后来得知，因为该市市委机关在这条街道上，有关部门规定：出租车早7点至晚8点禁止在市委门前通行。(2月26日《法制日报》）
    谢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一条通途大街，出租车何以被无端禁行？难道仅仅是因为市委机关在这条大街上？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看来不仅是私人诘问，更是公共悬疑。有关部门看来必须给出让公众满意的正解。在媒体的求证中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其实无法可依，当地交警部门则坦承，“市委机关”对“禁行”的作用----“肯定有这个因素存在”。如此看来，“禁行路”的设置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违法作为，从而构成了对公共资源和公众出行权利的损害。
    出租车虽秉承商业运营的模式，但其却发挥着公共交通的补充作用，因而承载着公共资源的部分职能。尤其在现代城市交通中，出租车对公众出行权利的眷顾是最人性化的，可以说是城市空间中让乘客最方便的向导。也正因为如此，城市道路除非依法设定的特殊情况，出租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应该通行无阻。给予出租车自由运行的权利，就是维护民众的出行权。
    无法可依而又掺杂权力因素的“禁行”，在方便权力出行或彰显权力威仪的同时，就给公共权利的畅通设了路障壁垒。公众权利被打折，出行不方便，发出怨气也就不可避免。在一个多元的民本社会里，公民依法呛声是很可贵的。甚至可以说，在法治认识和体悟的能力上，权力已经落后于权利。这种二元悖反的失衡，凸显了行政权力在执政上的不聪明。以出租车禁行为例，锁定市委机关所在的街道，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为权力服务，无异于封建时代官员出行的鸣锣开道式的“清街”。这种做法，放置于现代城市里，恍然时空错乱，自造反面典型，招惹民意反对。
    更深一步去讲，这种无法可依的禁行，除了对公众出行权利的侵凌，还隐含着一种市场的懵懂无知。金融危机语境下，出租车行业也面临挑战。一条通衢大街被禁行，当地出租车就少了一条街的生意，这种损失虽然由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承担。但经过市场传导，政府政府税收以及相关的旅游产业也同样遭受损失。另一方面，此路不通，乘客就要绕路，就要多增加出行成本，就会减少财产性收入。增加内需、提高居民收入，是现时社会的主题旋律。权力主导下的此路不通，违逆了市场原则，也唱了时代反调，这样的行政作为，颟顸无比。
    曝光这个反面的权利型标本，并不能止于就事论事。一者，这里的权力作为固然值得批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法治水平的底下。如果具体的执法者如交警部门严格依法行政，相信市委领导也不会强逼着职能部门去禁行。所以，执法部门的依法行政的水平越高，公众的权利就越有保障；否则，就会雌伏于上级权力甚至故作聪明地揣摩上意，以打折公民权利去讨好上级权力。二者，这样的违法禁行在全国应该不是偶然现象，曝光这一“偶然”，实现法治阳光普照下的“必然”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