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月15日晶报

    记者13日从南京市纪委获悉，此前被免职的南京江宁区原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江宁区纪委立案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周久耕事件有一定标本意义。（2月14日《新京报》）
    周久耕因为网上“人肉搜索”而倒霉，这或许会成为人们赞许网络监督的理由，就像专家所说的“标本意义”那样。但必须指出，从去年特别流行的针对官员的“人肉搜索”看，也并非每一起搜索都那么客观到位，譬如网上曝光的陕西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佩戴52万元劳力士名表事件就属于典型的乌龙。所以，只要“人肉搜索”式监督存在乌龙和失范，这样的网络监督模式就不能称作是“标本”，而只能是“孤本”。更重要的是，“人肉搜索”并无严格的法治规范支撑，而且容易造成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名誉无上，因此充满了负面效应。人们谨慎地选择这种监督模式可，但不可鼓励和滥用。
    网上曝光方式，或者说廉政监督，说到底是公共监督的一种。但由于其依托于虚拟平台，故而太过随意和廉价，但其炒作效应却是难以控制。因为这样的曝光帖子特别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发哗然的公共效应。基于对腐败行为的痛恨，公众对此类信息往往是“宁信其有”的态度。像周久耕这样基本属实而又被查处的案例，更容易造成一种倾向性，从而让公众产生网上监督“可行”、“可信”的认知。
    其实，网上曝光是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的嵌合体，当然具有理性的公共效果。但是，这种曝光又不等同于媒体监督和大众监督，缺乏可确认的监督主体，往往以笼统的“网友”身份出现，导致了监督成本极端廉价和监督者的无限免责。而且，经过在虚拟空间的蔓延和发酵，监督内容会附加进去更多的主观猜测和非理性成分，而监督者则膨胀为更为广泛的“网友们”，形成无限免责的民意呐喊，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倒逼力量，溢出虚拟空间，给现实的公共治理结构带来莫大压力。
    表面看去，这种监督有力有效，但和现实的程序路径和制度规范并不合辙。因此，虚拟的廉政监督还是纳入现实的制度规范为好。对违廉现象的监督和举报，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框架。公民完全可以循着正常的程序履行自己的监督权力，以举报为例，无论是纪检检查机关还是反贪污贿赂机构，都欢迎公民进行实名举报而不鼓励匿名举报。实名举报，有助于接报机关核实情况并向举报者反馈相关信息，这样不仅有助于查处腐败，也能更好地保全举报者的权利和彰显举报者的责任意识。虚拟世界的曝光式监督，和现实世界的匿名式举报监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匿名举报是现实的制度规则不鼓励的，不符合制度化反腐的基本原则。因此，虚拟世界的曝光式监督尽管声势浩大，裹挟着汹涌的民意，并不能侵凌制度规则和逾越法治程序，享有监督上的特权。
    制度性规范网络监督，可以参照现实世界的模式。如按照实名举报的方式实行网络实名制，如强化对网站的有效监管避免不确定信息的传播和蔓延，如通过技术手段界定对网友身份的确认等。总之，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既然现实世界构筑了人人敬畏的法治伦理体系，虚拟世界也不能成为无序的绝对自由空间。无论是腐败现象的曝光，还是对无良官员的监督，越是正义的行为，就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循着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否则，在虚拟空间滥用权利，肆意传播未经确认的消息，误导网络民意，是制造网络暴力，也是侵凌他人权利，更对法治社会构成了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对待网络监督更应该有理性中庸的立场，既不能请示网上监督而行政不作为或消极以对，又不能哗众取宠随虚拟民意而动。对于“人肉搜索”锁定的当事人，还是要客观公正地去依法调查查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还有就是，网络监督的立法进程要顺势跟上，依法规范乃是法治社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