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据了解，此前备受关注的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中，关于女性55岁还是60岁退休的争论，有望在今年修订过程中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1月15日《新京报》）
    去年这个时候，北京法制办就曾就此问题透过网络征求意见。结果是，从网络媒体到现实世界，惹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充分说明，妇女退休年龄的法治设定是个普遍性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
    集纳得来的民意大抵如是，一是人们认为妇女权益保护攸关所有女性，因而不能将退休年龄的法治设定仅仅局限于女干部和女性知识分子，而应扩大至所有女性工作者。否则，这一权益保护的平权待遇就失去了立法正义而异化为特权保护；二是也有人认为，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无论男女都必须早退休，以便将更多的工作岗位让给年轻人；三是有人提议，可规定55岁退休，但可享受到延长5年的在岗待遇等等。
    显然，无论哪一种民意，背后都是显然的代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冲动。这种充当反映着多维的民意表达，是原生态的民意博弈。对立法者而言，就是如何调和来自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尽量在利益博弈的棋盘上推演妥协，达成尽量中道令各方满意的法治文本来。
    不知道这个立法项目在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是否修订了争议最大的“应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的内容。如果没有，那就意味着去年的“网站意见”仅仅是对民意的投石问路，并未完全采纳，此番在人大审议必然再次带来激烈的争议。举行听证会，来自社会各方的民意相信会和去年的网络民意大同小异。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立法项目是不是要依据民意进行适当调整？
    按照立法的基本原则，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征求民意的听证会，体现的是广泛的社会民主；人大的审议则是制度化的民主。在从社会民主升华为制度民主的过程中，立法项目从内容上应该充分体现这两种民主的演化过程。如果说征求民意的社会民主仅仅流于形式，制度性的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了。
    具体而言，该立法项目在去年已经经受了一次民意的考验，应该从立法文本的修订上体现出民意来。尤其是最核心的内容---“应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这条不改，此立法项目就存在着难孚公意的根本瑕疵，因为立法在于权利保障的普适性而非选择性。而该立法恰恰选择职业和级别作为权利保障的载体，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女性劳动者丧失了若干年的工作权和其他权益。这不仅不公平，也违逆生活常识。因为普通的女性劳动者收入较少，整体的身体素质也好，更需要也更适应延迟退休。
    所以，该法要“立”起来，不仅是要通过听证会的方式广泛听取民意，更要尊重民意从原始的立法文本上大胆地去“破”。如果不“破”而“立”，民意不会答应；有“破”有“立”，即使时间拖得长了点，就像物权法，才不失为一部体现平权的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