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9月13日香港文汇报副刊

又近仲秋，城市夜空已很难望见皎洁明月。各色霓虹和花灯冲淡了现实的仲秋之夜，月和星成了含羞的陪衬。就连「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意境也很难体悟，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不过，还好我们有李白，有苏东坡，他们对月的诗情词意总还让我们追怀，追忆那随时空而逝的月夜静思和浪漫情怀。今日不说李白，只说东坡，再悟《水调歌头》，遥祭那932年前把酒邀月故事。

　词的上下阕均成千古名句，且不说他。开篇这句极易被人忽略：「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是述及东坡词作的时间和原因──其时为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仲秋，子由为东坡爱弟苏辙，兄弟二人已有7年未能相见。而不得不提的是，此时离王安石入京整整9年。王氏变法立制使朝廷党争多年，其时苏轼和介甫不合，贬谪山东密州知州（一说诸城，一说高密）。41岁的东坡此时算是初尝宦路失意之涩，所以在词中虽借月抒怀，一会儿豪放，把酒临风问青天；一会儿忧郁，踌躇朱阁照无眠。但总体是对宦海艰辛并未有多少感触，还是怀念手足之情的意味较重。最终从出世的狂想回归到美好的入世「千里共婵娟」。

　后世对这首词有过千百度的解读，很多人体认这首词也算是东坡豪放词风格中的代表。但我认为，这首《水调歌头》算是苏东坡人生转折的一首自我写照，这首词始，苏东坡真正的诗（失）意人生才开始。这首词写于密州任上，随后任徐州知州。在我看来，北宋以文臣知天下，有宋一朝出过那么多的文人政治家道德家，是为封建王朝的异类，至今被知识分子视作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就此论，苏东坡的诗意人生也可称作得意人生。自1057年东坡和其弟苏辙中进士第以来，东坡在京官任上不过史官，并不参与枢秘，只是享有文名，被恩师欧阳修所厚爱。这个时候的东坡，是书生意气，参与反对安石变法也是人云亦云。

　1071年（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1074年任密州知州，东坡才晓得民生疾苦，政绩作为才有所体现。但此时，东坡书生积习不改，依然渴望返京能有大的作为。而这，从《水调歌头》中希望的尾巴扫过隐约的失意即可看出端倪。

　等到东坡1074年知徐州时，东坡的诗意人生（政治家人生）才算开始，他兴修水利、浚疏黄河、发现石（煤）炭、开发利国铁矿，政声闻于朝野。此时他的诗作也迅速平民化。如「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呜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又云：「醉中走上黄毛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卧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登云龙山》）

　客观而言，东坡以中低等京官初期外放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知州，并不算是贬谪。因为北宋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高举相位或参知政事（副相）者，也有外放知州的经历。宋代重视文官，从京官贬到地方官也是一项制度性举措。而且，东坡无论是在密州、徐州，皆属离京都较近的地区。因此，《水调歌头》中把酒邀月时的苏东坡，并非后人所描绘的那样政治上极端失意，这种失意多是其文人情怀的自我感受。

　不过东坡自徐州徙湖州，44岁上因乌台诗案被捕，贬谪黄州，赴常州，期间皇帝虽有招用并最终任职翰林学士知制诰、吏部尚书，随后恍恍惚惚，升迁与贬谪交织，并最终由惠州贬谪海南儋州，那才是东坡20年的失意和多舛人生。

　他的后半生学界多有论及,笔者只是想说，虽然东坡的政治际遇不尽如人意，但笔者依然要说他遇上了好时代。因为北宋太祖立有遗训，子孙后代不能杀文臣，这是其一。其二，苏东坡和其同时代的诸公相比，遭遇并不算太坎坷，譬如拗相公王安石，不惟罢相后郁郁而终而且一直到后世都留有骂名。而东坡在南宋被重新追氍，赠予太师荣衔。两相对比，东坡居士和王安石，两者文名相若，政治才能何止天地悬殊，而东坡赢得生前身后名，安石身后却是毁誉难安。看来，安石比之东坡，人生更为失意。

　故而，遥祭东坡把酒邀月诗（失）意人生，今人其实不必太多为古人担忧，附加自以为是的评价。还是着眼于那千年不变的月亮和牵系众生感同身受的节日情怀吧，对月把酒，亲人团聚，共拥美好明月，那才是真切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