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12日东方早报、燕赵都市报

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因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夜间成了"政治明星"。随之而来的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最终不得不关机，招致骂声一片。近日，胡小燕首度就外界对她的误解进行澄清："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9月11日《广州日报》)

将心比心，胡小燕的遭遇让人同情。她虽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有替农民工表达声音和伸张权利的政治责任，但她的日常角色还只是个打工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每天上千个电话的求助。别忘了，国家有健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解决群众难题的渠道是畅通的。如果说有关部门解决不了的群众难题都推给一个打工妹代表，这不合社会常理。况且，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任何社会问题都该按照程序和制度来破解。指望个人，是人治思维的颠覆———别说是一个农民工代表，就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恐怕也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公民意识和公共政治的启蒙滞后。中国已是法治社会，生活、工作、学习中遭遇到的难题和矛盾，公众都应该自觉遵循制度和规则去化解，也都有相应的公共机构去纾解民怨和解决民困，从而形成法治、制度、公权部门和公民之间和谐相伴的社会关系。至于担负某种政治责任的人员，只是起着社会与人之间的润滑作用。

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媒体甚至权力部门忽略了这种普世观念的弘扬，而对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特例进行过度解读和宣传。就像胡小燕，不恰当地将其视作“政治明星”和“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试想，这是胡小燕所能承受的政治重担吗？

胡小燕不堪承受的政治重负，亟待相关部门去分担和纾解。

首先是人大，要对人大代表的履职范围和权利责任进行权威的界定，并周知公众，让人们不要给予人大代表职责权利之外的压力。

其次是媒体应该发挥客观真实的舆论导向效应。不要突出人大代表和现实职业之间的反差，因为这种宣传只会带来公共娱乐效应，让人从有落差的身份悬殊中联想到特殊的政治意味。如果说书记市长是人大代表属于正常，“打工妹”成为人大代表就是“政治明星”，那就有些身份歧视了。刻意渲染特定阶层人大代表的政治象征，其实是一种惊愕式的藐视。

再者，就是有司部门的依法履职。农民工找胡小燕维权诉苦，是对公共管理者的讽刺。劳动部门、信访部门、司法部门等等都可以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公共途径，然而农民工舍弃这么多公共渠道，反而求助于胡小燕，这意味着很多公共渠道严重壅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公共渠道不畅通、失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想到通过私人途径去解决问题。

理解胡小燕，就是让其从“政治明星”返璞归真到“打工妹”的身份上来；就是剔除笼罩其身的“2亿农民工代言人”的光环，还原其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至于太多的民意求助和民意期盼，人大和政府应该责无旁贷接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