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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南方都市报深圳时评,有删节
本报昨日报道“19岁情人砖头砸死相好幼子”。1月9日,为了能与阿洋的父亲结婚,19岁的湖南女子管美容等候在8岁男孩阿洋的家门外,将放学回家的他用砖头砸死。事发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一栋出租屋里,案发后不到5个小时,管美容即被警方抓捕归案。(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这一起由三角畸恋引发的血案让人五味杂陈。说真的,我对那个19岁凶手反而有些同情。不矫情地说,她的情感寄托固然畸形变异,但是这样一个涉世不深,蜗居于繁华都市的边缘人,在爱情破灭而又绝少外来引导和慰籍的情势下,由爱而恨走上极端之路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但尽管如此,杀人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即使她把牢底坐穿也挽回不来那个无辜的天真孩童性命。至于那个情感不一,对家庭缺乏道德责任对凶手始乱终弃的男人,将终生生活于痛苦的回忆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血案会慢慢消逝于特区人的记忆里。但是对于人格化的特区而言,此案绝对不能忘却。因为在特区的城市血统里,打工者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基本的文化基因。如果说打工者的生存环境、工作空间、情感归依依然处于边缘弱势和无人关心的情景,诸如此类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特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就摆脱不了发展中的基因缺陷。
从本案看出,畸恋的男女主角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孽缘。而那时凶手才是17岁的少女。17岁而打工,即便不是童工,也曝露了特区劳动力市场的怪现状。即30年的特区资本积累依然未脱劳动力密集产业聚集的产业模式,在这样的工厂打工,工作条件显然好不到哪里去。程式化的流水线作业,使五湖四海的打工者都已成为工厂车间上了发条的螺丝钉,成为被异化的劳动工具。在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条件下,工友们的情感世界也会走偏,男女之情会以欲的强烈需求消弭爱的理性。而欲体现出两个极端的属性,要么自私偏执,要么轻佻不负责任。这起血案,女性的自私偏执和男子的轻佻失责分裂地交织一起,十分典型。
管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而这是管理主体的责任。透析深圳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有哪些能够给予打工者上述最基本的需求呢?以前曾爆出打工仔为讨工资而自焚的事件。而据去年底深圳市劳动部门对外公布的《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报告》显示,深圳市劳动力缺口高达70.9万人。今年春节,又有18%的人春节后不在返回。究其根本,无非是工资偏低、自我实现难以达到。而这些,不单是企业提升工作环境和工资的问题,还是特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
从本案还可看出,这些打工者的生活环境也不容乐观。他们聚居于城市边缘化的廉价租屋里,而且形成了隔膜城市的独特群落。譬如这起惨案发生时,受害孩童所居的房子就非正常停电。因为停电,租屋管理者装设的监控设备失效,畸恋的女主角能够轻而易举地在黑暗中痛下杀手。被繁华遗忘的城市边缘角落,当然容易发生治安事件。此等责任,自然当由城市管理者担承。
虽然,血案暴露当事人的法治意识淡漠,但别忘了,作为特区的务工者,法治和道德启蒙依然是特区之责。更别忘了,虽然深圳实行了户口本改居住证制度,但这只是形式善意,这个城市的居民权利还有落差,还不对等。所以,就像那18%一样,每年总有弱势的打工者将这里当作人生中转站,他们无疑是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过客。
笔者的申论在于说明,一个法制健全,道德完善,管理到位,公共治理极佳的城市也避免不了恶性治安事件的发生,但这样的不尽人意是符合逻辑的。而特区深圳,在上述诸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瑕疵,因而任何一起治安事件都必须诘问公共治理之责。
深圳的发展和打工者的打拼息息相关,因而抚慰打工者绝非是靠所谓的为打工者塑像就能实现,而应该将每一位打工者都当作城市的主人,给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保障。如果深圳市在城市管理者做到了这些,对于发生于特区的所有悲喜人生,才可以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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