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窦唯公诉至法院。7月23日，亿霖集团形象代言人葛优向警方退还了359万元的广告代言费。5月26日深夜，谢东和他的女友，因吸毒被警方带进了北京石景山区鲁谷派出所。时间再往前推，还有更多的明星与涉毒、违规代言、偷税漏税，猥亵儿童等法律字眼有关。凡此种种，都在拷问明星们的法商。（8月12日法制日报）
    法商是个时髦的词汇。怎么界定且不去管他，但明星也是人，也和普罗大众一样有喜怒哀乐，甚至会违反法度和道德有亏。道德自在人心，法治约束也非儿戏，上述明星有的已经遭受道德谴责，有的已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很公平，公众在明星承认错误和重新做人之后不妨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
    上述明星的作为如果发生在普罗大众间可能只是稀松常事，但挪移到明星那，就成了刺激公众的超级八卦。纯粹地讲，社会因为这样的另类娱乐才变得丰富多彩，被生活窘迫的小民才能从中获取缓释的慰安，不过也没有必要将之无限上纲。公众宽容，娱乐名人偶尔的嚣张就不会成为炒作延烧的新闻，名人的嚣张就会化为常人的情绪，消逝于琐屑的生活记忆中；公众宽容，明星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同样会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公众宽容，明星们会在情绪平复后自我反省，甚至会向公众致歉；公众宽容，是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的保证。如葛优，在道歉和退还巨额广告代言费之后就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如窦唯在对其打砸抢的不当行为真诚道歉以后，公众的谅解也不能吝啬。就是发誓戒毒的谢东，出狱的某歌星，公众也不妨察言观行。 
    较于公众宽容，明星的自律更不可偏废。虽说，人人平等，职业无贵贱。但是社会各阶层之间还是存在落差，存在区别。明星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高于常人的名利。但名非私名，而是因为娱乐公众换来的社会声誉；利非私利，而是社会奉养的结果。因而，明星的自律是通过爱惜自己的羽毛维护公众形象和社会声誉。明星罔顾这点，任性使气，自然招致公众批评。如窦唯打砸抢，损害了其前卫音乐人的声誉，如葛优，浸染太多铜臭造成了他生活和艺术形象的脱节，使德艺两张躯壳剥离，让深爱他的影迷失望至极。谢东病态的私欲则毁了他的一生。明星缺乏道德自律和对法治应有的敬畏，最终损及的是自己的利益。
    公众和明星都应该以感恩的心理庆幸赶上了好时代。对公众言，平民化造星时代已经来临，面对市场上新兴的众多“星工场”，你我他一夜成名的机会陡然多了起来。对明星的宽容，其实也是对自己或亲朋好友宽容。然而，因为大众娱乐的兴起，由于普通人的突然窜红，公众在宽容的同时也多了挑剔。和明星寥落时代公众只能崇拜和仰视不同，公众多了互动权和PK权，公众趣味决定明星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明星言，相较于老前辈拿死工资的境况，获取的是前所未有的名利。但是他们要做娱乐“恒星”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和时尚的转换决定了大多是倏忽而现的娱乐“流星”。娱乐明星的跋扈行为往往发生在“红极一时”和“星光黯淡”两个阶段。“红极一时”时娱乐明星心高气傲，眼里没有公众，这时玩的是“耍大牌”；星光黯淡时则以另类行为吸引公众注意。皆是乏自律的表现。所谓“做（娱乐）名人难，做女名人更难”绝非揶揄明星的黑色幽默，而是明星在大众娱乐时代心理焦虑的自我感伤。 
    在公众宽容和娱乐名人自律的坐标系里要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函数曲线，交叉点还是“平等”。有了平等，公众不会将明星的言行看成异类；有了平等，娱乐明星才不会居高临下,和谐就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