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是中国人民银行出“七招”缓解银行网点业务“排长龙”问题的第一天，但不少银行网点依旧人满为患，记者走访沪上多家银行网点，发现办理一次业务至少要排队2小时。有读者向记者反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各个营业网点推出了一项“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出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VIP客户的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但记者调查发现，此举引起了其他一些排队者的不满，认为加急等于是在花钱插队。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旦客户和银行发生金融业务联系，双方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已经形成。作为银行，有义务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由于银行和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这种基础的金融服务带有普遍的公共性。银行排长队现象本身就是银行服务能力的孱弱所致，所造成的公众时间的耗费和心力的焦灼之责应该完全由银行担负。正因为如此，央行祭出的“七招”招招都是要求银行自身强化服务内功以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
    银行整个的服务资源，无论是一般的服务窗口，还是所谓的VIP快速通道，在遭遇服务壅塞造成的“排长队”尴尬下，都应该平等地向每个用户开放，以舒缓用户人流。银行增加“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是将有限的银行服务资源割裂，已经违背了向客户提供平等服务的义务，客观上造成了公共服务的异化---特权侵凌公众权利。如果再以加急费的方式诱导公众用金钱赎买，则使得银行公共服务性质的本质逆转：一方面使银行背负利用公共服务囤积居奇随意牟利的奸商之嫌，另一方面也损害了银行与客户平等权利义务的法治精神。新闻源中排队者对花钱买插队现象的不满，就是公义对银行异化服务行为的道德反应。这里，公共权利被银行阉割并理直气壮地大行其道，甚至公众为了个体方便而附和这种不当的特权赎买才是中国社会最可悲哀的。因为，这凸显公众还没有广阔的视野去维护普遍意义上的权利观，尤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摒弃法治和道德尺度以利己的方式去分割公共权利时，公共权利的基础往往被庸常的特权思维所动摇。
    类似的权利之哀又何止独存于银行系统？在火车站、医院、学校，这些机构往往也是通过附加收费的方式向服务对象提供特权服务。如持票人多花一些钱可以在火车站提前进站，如病人额外出钱可以挂上难求的专家号，如提供足够的赞助费可以进入重点中学等等。诸如此类，无非是金钱开路赎买特权，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皆是国人难以承受的权利失衡之尴尬。事实证明，作为基础性的社会服务不能满足公众需要，公共权利也无法实现正义分配。
    银行网店的“长龙现象”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折射的公共服务缺失的“点性”现象，社会多元生态下的更多公共服务的瑕疵则形成了中国社会亟需革新的线和面的困扰。在中国社会的坐标系上，如果说近年来积累的硬件设施只是横向轴上的延伸，公共服务、法治精神和权利视野则是纵向轴上最活跃和动态的软件因素。如果纵向轴上的这些软件因素无法同硬件设施形成和谐的函数关系，中国社会的和谐曲线就不能理性拓展、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