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帖子被天涯社区、中华传媒网等网站和论坛反复转载，帖子中称：“连日来，湖北沙洋县委办在全县范围收缴12月23日《农民日报》。收缴这天的报纸是因为《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一文。在这篇大作中，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被记者吹嘘成了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好干部。当地干群看了后，认为是一篇最肉麻的文章。黄爱国同志认为此文严重地影响了上级组织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看法，形成误解，于是下令在全县范围收缴12月23日《农民日报》。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这在全国属首例。”（2月8日《青年周末》）
这则新闻足以让所有人深思。搅进这起事件中的人物，都无法简单地臧否，无论县委书记、写批评稿的记者抑或认为是吹嘘肉麻的当地群众和网民都充满多元化时代的中性色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县委书记是否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不在于记者的报道是否属实，而是人们会问，为何县委书记没有自信？为何去失去理智地收缴报纸？更为重要的是，记者和媒体又如何失信于人民群众？
第一个问号或说明书记有自知之明，不敢浪得虚名；第二个问号则说明县委书记权力的失当使用。两个问号叠加则似乎验证了公众的评判。而第三个问号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一方面说明媒体的公信力在民众心理异化为权力的出鼓手，另方面则凸显舆论依附权力后给社会造成的潜在隐忧，即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的疏离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导致和谐社会走形，阶层矛盾加大。
是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表扬？非也。在社会多元时代，各种阶层利益相互缠绕，功利浮华悄然涌动，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生态下，中国社会既需要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也呼唤焦裕禄式的公仆榜样。但问题在于，当今社会的很多公仆典型被媒体的表扬程式化、泛滥化，从而导致表扬稿的贬值。久之，公众视若吹捧和肉麻也就难以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公众心目中的公仆形象已经由“清官标本”和“道德楷模”的情感化向廉洁守法和能力职责的理性模式转变。因而，再以既往的焦裕禄式赞歌生搬硬套到现代公仆身上，显然不合时宜。若就此而言，县委书记不习惯记者的表扬和民众的讪笑显然是社会的进步。笔者以为，在呕心沥血的焦裕禄和已法治锤炼执政能力的官员之间，笔者宁愿选择后者。
县委书记封杀报纸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摒弃那种突出自我的惯性社会流弊，但是其行为本身却依然显露出其人治色彩的特性。若官员在思维深处形成分裂矛盾的两半，其法治素养的萌芽和权力意志的搏斗就会一以贯之。这种权力的两重性是导致官员失范行为的心缘性因素。
其实，县委书记完全可以通过更理性的方式处理此类表扬稿。如事后的自我澄清，如向报社和记者说明情况等等。当然，也可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去淡化处理。须知，在民意素养颇高的今天，没有多少民众会注意此类表扬。封杀报纸反而使得事情变得更糟，更说明中国基层官员缺乏随机应变的执政能力！

文章引用自：http://www.ycwb.com/xkb/2007-02/09/content_13814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