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宪章》虽然无明文规定秘书长应来自哪个地区,但1977年联大决议要求尊重“地区轮换”原则,并形成共识。韩国的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顺利成为第八任秘书长，就是这个“共识”的成果。按照“地区轮换”原则，下一次亚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最快也要20年以后，若期间的所有秘书长都顺利连任，则要等到50年以后。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下次的“亚洲轮回”也不会成为秘书长人选。毕竟“五常”不担任秘书长在实践中也成了传统和惯例。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发生。如安南的前任加利是埃及人，而安南则是加纳人，两人同属非洲，但共享这一职位15年。如果潘基文只任一届，五年之后亚洲人或可比照安南故事。但囿于惯例，中国人担任此职的概率还是很小的。
即便某一天中国人被列为候选人，但在选举程序中也不可能胜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并经联大任命。在正式投票中，候选人当选需要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中的至少9票支持，而且其中必须包括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这表明常任理事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在1996年11月审议秘书长问题是，加利获得了14票支持，只有美国一家反对，结果使得加利知难而退。试想，如果有中国人成为候选人，美国会投赞成票？这不仅因为美国把中国看成是潜在对手，有悖于其操纵联合国的一贯做法。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总是属意推出自己喜欢的秘书长人选。包括在潘基文的问题上，美国一直反对“地区轮换”，期望由东欧国家的人担任。只是在9月份韩美首脑会晤后美国才改变态度。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人真的担任秘书长一职，会在联合国内“允执其中”的同时通过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舞台”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牵制。
假设毕竟是假设，必须看到“五常”公民担任秘书长的弊端：打破成员国力量平衡的潜在风险及大国矛盾激发的隐忧。毕竟联合国由192个利益诉求不同的成员国组成，共识和平衡是最重要的。至于对强有力的秘书长的期盼，只不过是个美丽的幻想，在错综复杂而又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实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得好：“联合国是反映我们这种肮脏、不平等和分裂的世界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不喜欢这面镜子，那末首先应该改变我们自己。”人们都明白“我们”指的是各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大国。而秘书长不仅无法改变“我们”，反而会被“我们”改变。
因而，不仅中国人成为秘书长的希望渺茫，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也是如此。2004年10月，美国合众国际社曾爆出美国前总统希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消息。当时美国总统竞选正酣，保守的83岁的共和党前参议员耶西·赫尔姆斯甚至给布什写了一封信，认为将“一个左翼的、任性的、不同道的美国前总统推向有如此权力的位置，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凸显美国强烈反对联合国成为制衡美国的组织。
“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联合国秘书长的“地区轮换制”给予五大洲的众多中小国家以主持“地球村”的希望和荣誉。至于“世袭常任”的中、美、英、法、俄，放弃“世界总统”的虚名不啻是最明智的抉择。除非传统被打破，惯例被颠覆，否则奉行和谐世界理念的中国人就成不了联合国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