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南省公安厅信息通信处最新统计数字，湖南身份证号码完全相同、姓名不同的信息共计30万余条。按照一条信息至少对应两人计算，全省至少有60万余人将受到同号的影响。（9月22日《潇湘晨报》）
若此信息属实，全国身份证重号的估计近千万人。而非此前法律专家所估计的100万人（见《法制晚报》2005年5月23日）。在我国人口流转频率加大的情势下，身份证是最为重要，最能体现自己身份属性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件。而身份证重号，则是相关人员陷入了身份困扰，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各种麻烦和尴尬。芸芸众生，皆为平等之共和国公民，任何一个人遭遇重号，皆是“我”的困扰。
客观而言，只要现实生活中需要提交身份证，重号的困扰就如影相随。工作、学习、出差需要身份证；买车、买房、商业交易需要身份证；办理各种证件首先也要核实身份证。如此等等，离开了身份证几乎寸步难行。重号了，若生活按部就班，并不超越既有的生活轨道还看不出有多少麻烦。如重号者直面遭遇，由身份纠葛而带来的种种难题就无法解决了。如甲驾驶违章拿乙是问，如重号面临的被人盘查和追问的身份虚假和假证的苦恼。重号有时还会带来严肃的法律问题，如郑州市的胡广兴由于身份证号码和一名网上通缉犯的身份证号码相同，他在几个月内被公安机关抓捕三次，给他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据9月11日央视《今日说法》）
总之，身份证重号带来的困扰是多重的，既影响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效率，更直接侵害重号者的合法权益，影响其生活质量。因而化解重号者的身份困扰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难题，首先要正本清源，探究滋生这一困扰的症结所在。据悉，我国第一代身份证1986年开始集中办理，由于技术原因，当时编制身份证号码是通过手工进行的，而许多进行登记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去办，难免出现身份证同号的问题。可见，造成身份证重号的原因是管理者的责任。若要问责，最初登记的工作人员并后来接管的公安机关都有责任。
当然，身份证重号存在着历史的客观原因，问责并非主要目的，关键是如何矫正身份证重号的失误，还众多的重号者以体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独一无二的身份界定。而矫正起来也绝非易事，一是对于众多重号者，如湖南一号重复多达7人的情况，谁保留原号谁更改信息也缺乏法律的依据和标准。重要的是，改号者较之保留原号者将面对众多不公正的生活待遇。如不能再申领驾驶执照，如用原号办理的银行帐户不能再用等。二是改号程序的设计缺乏统一性。各地处理同号身份证大抵都是告知重号者重新办理改号手续，怎么办，如何解决办理之后遭遇的难题，公安机关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因而，解决身份证重号是一项系统工程。既然是由管理者的失误所造成，矫正身份证的责任或造成的相关损失应该由责任单位一体承担。现在，身份证管理已经统一归口公安机关，而且是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甄别出重号的身份证并非难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换发第二代新身份的契机予以彻底解决重号者的身份困扰。窃以为，管理部门应当将新的身份证亲自送到每一个重号者手上并致以诚恳的歉意方可，这才体现了公权亲民和服务的本色和真谛。当然，原号所发生的一切活动，应该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统一到归结到新号之下。而这所需的行政成本，均应有国家所承担而不能转嫁到重号公民身上，这才是解决身份重号的一劳永逸之举。
总之，谁造成了我的身份困扰，谁就有责任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