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够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但是，对于经济规模足以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存在所谓的规模经济吗？我们认为，贸易类型、思想和创新的传播、新的金融工具以及城市发展等现象，都与东亚经济体表现出的增长转向（即转向以规模经济为基石的经济增长）高度一致。客观地说，分配不均（国家内部从平均化增长走向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和腐败问题同样是规模经济的症状表现。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很难进行测量，但在能够进行测量的地方，还是很容易发现规模经济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功发挥着关键作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都是典型的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经济史学家认为大部分的技术进步都是微小和累积改进的结果，但是，这些微小和累积的改进很难为东亚经济提供其所需要的动力。某些技术进步是革命性的，如蒸汽机、电力以及现在的计算机。

    东亚正处于当今革命性变革的中心。就短期而言，主要厂商都从生产的规模经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从中期来看，当使用者越来越熟悉创新者之后，他们就能够通过学习很快掌握如何使用新技术。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韩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之一，同时又是世界上网络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我们还发现，一些东亚经济体集中于技术生产，这使它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贸易与技术

    在产品专业化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规模经济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决定着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越来越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差异（传统比较优势），而且越来越依赖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现代竞争优势）。

    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贸易总量持续扩张。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纺织、玩具和体育用品、木制品和纸产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即使中国也是这样。这些产品目前仅占该地区总出口量的15%。而高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如计算机、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增长最为迅速。从整个国际贸易机件类产品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东亚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可以很好地解释机械产品的贸易变化，它们深刻改变了机械机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方式: 规模经济和纵向专业化。机械产品的规模经济存在于行业层面（取决于工程设计），公司层面（如内部的研发能力）以及经济层面（城市的积聚效应）。行业工程人员总结认为，产品领域的规模经济可见于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钢铁和药品。恰恰是在这些产品领域，东亚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从另一方面看，诸如木制品、鞋类、皮革制品、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没有出现规模经济的趋势，这些行业的出口份额正好是在不断下降。

    纵向专业化是指将生产分解为不同部件，然后组合为最终产品的潜在趋势。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在成本最低、多样化和创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专业化厂商进行生产，那么最终产品的成本会降低，同时质量也会提高。如果纵向专业化导致在公司外部进行零部件生产，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外包”。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生产，又被称为“离岸”。为了控制成本，离岸生产要求在供应和贸易关税方面降低运输成本。此外，必须保证购买者能够找到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生产商，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促进了离岸生产的发展。以前为了保证有稳定的存货供应，纵向一体化的公司通常会收购工厂的生产线。现在由丰田公司开创的精细化生产技术充分强调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和高质量，并与发达的物流体系联系起来，从而将存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厂商层面、行业层面和经济层面（积聚效应）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同类制造企业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当地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每一家企业自己都进行创新，而且可以在别人创新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形成了离岸生产的趋势。成本优势（如低工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非常关键，这包括有利于外资设厂的友好环境、高效的物流体系，可预期的经济政策（如果对当地投入品征税，那么就会有低关税和关税返还等政策保障）以及发达的服务部门（负责提供零部件运输和配送）。由于需要有诸多因素的支持，因此，在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整个生产链条。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同时又可以参与和分享整个地区增长带来的各种机会。

    离岸生产越来越重要之后，中间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贸易根据总产量的净值来衡量。如果一件产品被运往另外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然后又被运往第三国完成最后组装，那么这一产品就会在国际贸易统计中被重复计算好几次，这正是当前全球化生产的真实情况。从1992—2003年，零部件全球贸易总额从4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用一个相对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中间品贸易占到了全球制造业贸易的30%。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零部件贸易的增长速度要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快很多。在规模经济水平最高的行业里（如电子设备），零部件贸易现在已经占到该行业出口总额的80%。对东亚五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公司问卷调查显示，东亚的外包水平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40%。

    如果贸易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那么这意味着贸易成本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贸易流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跨国研究认为其弹性系数在2-4之间，这就是说，贸易成本每降低1%，有可能使贸易总量提高4%。

    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贸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实际上，自1994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关税平均降低了50%以上，目前仅占进口价值的5%左右。但在拉丁美洲，由于反对全球化，这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关税水平实际上还略有提高由于大部分东亚国家拥有良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占进口价值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低。当然，运输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网络倾向于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不会出现在相距更远的国家之间。贸易与距离之间的弹性关系表明，8000公里将阻隔90%以上在1000公里之内可以观察到的贸易总量。同样的弹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交往，如持有股票、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例外之一是服务部门的分工贸易，因为服务能够通过全球通讯网络进行传输，距离远近对价格影响甚微。但是对于产品流动来说，相邻仍然会带来收益。

 

思想与创新

    东亚国家的公司广泛依赖于国外的知识输入，特别是发达国家，它们占到了全球研发投入的80%。不同的国家和公司采取不同的方式获得知识，这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东亚国家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进出口。众所周知，出口企业往往比国内同类非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有时会高出非常多。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却很难进行测量。也许是效率更高的企业自然会成为出口企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出口，甚至是带来出口。另外一种可能是，出口企业必须不断创新，才能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这两种趋势在东亚地区似乎都发挥了作用。

    许多出口企业，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企业，是根据国外采购商的特定设计要求来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类的初级设备制造在1990年代曾经占韩国电子产品出口的70%-80%，占中国台湾计算机硬件出口的40%。通过生产初级设备，这些公司获得了规模经济，并在国外采购者的帮助下积累起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一旦获得成功，它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设计能力（初级制造设计），并逐步拥有了自己的产品品牌，在价值链中处于更高的地位。这一从制造、设计到品牌的发展路径被称为供方导向的产业升级。

    纵向技术转移会同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发生。如果有一家高效率的国内制造商（例如一家外资跨国公司），那么国内供应商很快就会通过纵向转移获得相应的技术。对产品质量更高的要求，同时还要精确和及时运送，再加上控制成本的持续压力，这些都促使本地供应商改进生产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

    根据对东亚地区样本公司的问卷调查回答，东亚国家的公司认为获得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就是进口新机器。这种情况有些是通过母公司来进行。案例研究显示，这类收购能够在更高的投资水平上带来更高的产量、就业、工资和生产效率；一项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研究表明，外资收购可以使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6%。如果外资收购还能够有助于提高国内竞争者的生产效率（通过模仿或雇佣熟悉新技术的工人），那么外资收购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但是如果外资降低了本地公司的潜在市场份额并导致它们放弃规模经济，那么也有可能抵消一部分由于效率提高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有证据表明，横向技术转移带来的影响很复杂，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地区内部研发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的研发投入翻了一番，现在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别还是很大。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更加富裕的经济体（如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高（2.2%），以国际比较的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但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之外（这两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分别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和0.7%），研发投入还很少。南亚国家就更少了。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将带来巨大收益（有些研究认为社会收益在78%以上），即使对中等收入国家也是这样（特别当研发投入有利于吸收国外知识的时候），因此，这一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有效性而言，研发投入的形式与研发投入的总量一样重要。许多东亚经济体都采取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研究模式，即60%左右的研发来自企业内部，20%来自政府，20%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企业，而不是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研发成本。东亚国家是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采取了这种研发投入模式，因此可以假设，企业参与研发投入的比重越高，研发投入的商业回报也就越高。

    国内吸收知识的能力越高，创新的发展就越快。这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研究机构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有效分工。具备了这些条件，研发投入才能转化为更多的专利。实际上，东亚地区的专利数量最近上涨非常快，这些专利主要集中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等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医药领域的专利也很多。这些专利不仅仅具有窗口示范效应，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

金融与风险

    当各个经济体之间是通过最终产品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并不一定会对它的贸易伙伴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很容易在全球市场上找到其他供应商，无非是价格相对高一些，或者是质量差一些。但是，当各个经济体是通过中间品贸易相互连接在一起，国家之间的扩散影响就会变得相当大。零部件产品地区性生产网络要求有非常精确的专业化分工技术，它们是形成供应链条的关键因素，而发达的供应链条又依赖于产品配送的有效协调与准确及时。生产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网络运行减慢或者停止。“经济感染”会从一个国家迅速传播到供应链条中的下一个国家。

    这正是东亚经济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健康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分散风险，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传染”。与此同时，金融结构还要支持地区生产网络及相关贸易的发展，以及为创新提供资金。

    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跟随在贸易之后。美元主导的跨国界借贷主要是提供给当地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分支企业，这些机构的信贷风险相对较小。但不久这些资金渠道就开始扩张。当资产价格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后，更多的信贷被分配给了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企业。这样，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慢慢集中累积了两类风险。首先是货币风险，这是由于私人部门的外债不断增加; 其次是信贷风险，这是由于公司越来越多地借助杠杆效应扩展商机而导致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越来越不平衡。当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本币而负债主要是外币的时候，公司就会面临汇率风险，这进一步加大了信贷风险。

 

摘自: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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