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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2 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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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限大世界的冒险之旅
解放日报 唐诺 2025-11-22
《堂吉诃德》的诸多内容至今仍是我们生活乃至于生命构成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堂吉诃德》？
一般的理由，我会讲，这是一部所谓“我们应该要读的书”——应该要读的书，这是我自己近年来的一个说法，用来取代我们惯用的“经典”。经典让人感觉太高、太令人望而生畏了，其实只是用来表达我们对某一部著作的敬重乃至感动，但这样也可能就不知不觉把它给推远了。
把经典改为“我们应该要读的书”，就是把它拉回到我们生命现场来，希冀能找回来那种密密实实的生命联系。《堂吉诃德》便是应该要读的书。
现代小说才“敢”这么写
没看错的话，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正缓缓流失掉“我们应该要读”这个意念和心志，这是很可惜的。
但这一回，我重新翻出这部《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在小说历史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位置——读这么多年小说总该会生出这个好奇心，我自己年轻时就被这一好奇缠了好些年：小说的“原点”何在？怎么开始的？谁？
现代小说，始生于欧陆尤其英国，在笛福、菲尔丁等人的书写中缓缓凝聚成形，这已是十八世纪初的所谓近代了；至于小说长河的来历，则承自人类说故事听故事的悠悠传统，这又久到超过百万年了，远早于文字发明，人有嘴有耳朵就有故事了。因此，我们的油然好奇集中在这个点上——人讲了百万年故事，怎么讲着讲着忽然变了，在何时、哪本书“质变”为今天的现代小说？
依我个人的阅读记忆，被视为质变原点的候选之书也就那几本，意见并不太有分歧。大概，英国人上溯到乔叟，《坎特伯雷故事》，十四世纪；法国人则是拉伯雷，《巨人传》，在中世纪稍晚的十六世纪。较特别的是，《巨人传》这部狂野到几乎没了边的奇书，越出了国境得到至今两个重量级的支持，一个是俄国的大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如获至宝，在这本书上建构起他著名的狂欢理论；另一个是捷克的昆德拉，他一讲《巨人传》就没完没了。当然，昆德拉也热爱《堂吉诃德》，二书难分轩轾，也根本无须分轩轾。
唯票数压倒性胜出的仍是《堂吉诃德》，我信任的、视为楷模的大书写者没人不喜欢这部书，仅有的微词反倒来自博尔赫斯，他指出《堂吉诃德》终究还是终结了骑士小说，博尔赫斯不认为有哪种书写形式该被消灭。从阅读层面来看，《堂吉诃德》也是“活”得最好的一部，它的诸多内容至今仍是我们生活乃至于生命构成的一部分，没真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辗转知道它并携带着它，做不可能的梦，打不会赢的仗，忍不能忍的悲伤云云。
来看这个——“拉曼查那里有一个乡村，名字我们就不提了。不久前那里住着个老派的乡绅，家里有一支长矛、一块旧盾牌，和一匹老马——”
这是《堂吉诃德》的开头，非常潇洒，而且从容，给我们一种天高地远之感。我记得昆德拉也引过这几句开头，显然他也喜欢，只寥寥几笔，但老练的小说家比读者更容易被抓住，完全知道这一下子能打开多大的书写空间。
毕加索则把它画下来——那幅著名的堂吉诃德剪影般墨黑画像。拉曼查的愁容骑士和他的瘦马罗西纳特，一旁稍小的是桑丘·潘沙和他抢来的心爱驴子斑点儿，当头一个黑色大太阳。
我也记得博尔赫斯曾告诉我们，颇得意的语气，仿佛炫耀他读得比我们熟：“根据我的记忆，在整部《堂吉诃德》中从没下过一场雨。”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第一句最重要，第一句决定了整部小说的语调，决定了小说看世界、说世界的方式。
《堂吉诃德》的这个开头极富“现代感”，或者说，只有现代小说才“敢”这么写。
也就是说，书写者和读者的关系变了，现代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开始疏离，不再把侍奉读者当第一要义，再怎么在意名利、敏感于读者反映的书写者仍有其限度，小说开始顺自身的路而不是读者的期待走，书写者有更优先的召唤声音。
一人“领先”世界二百年
《堂吉诃德》，我们一直说这是“在无限大世界的冒险之旅”，书写史上，好像也只有昔日奥德赛的十年返乡迷航和但丁的地狱净界天堂之行可比拟，但我们实际来公路丈量，这主仆二人加一匹老马一头驴这么一步一步真的走，真实距离并没多远，从头到尾就只在这片乡居之地而已，没有异国城堡，只有寻常旅店，不是两王国大军交锋的战场，只是牧羊的草地。这所谓的“无限大世界”当然只是隐喻，一个成功而且极舒服的隐喻，也是我们的阅读感受。能够把一小块乡下地方写得如无限大，塞万提斯真的非常厉害。
便是这样，塞万提斯沉静地引进来一整个稠密的、有厚度、有实物、有生命具体细节，还容纳更多人、更多心理活动的真实世界。也许，塞万提斯本来要的只是一块够硬、够坚实的大地，好让他砸玻璃瓶子似的，把薄而脆的骑士小说砸下去，但其结果不止如此，内容多出来了而且“溢出来了”，这是书写过程中会发生的，而且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说得没错，生命会自己走、自己找出路，也渴望有做同一种梦的人会接手，只需书写者能让它真的活起来就行了。
从小说发展的历史来说则是，塞万提斯彻底把小说“带开了”，离开窄小的王国，下到广大的民间世界，巴赫金所说的，那个过去不被讲述，但将是日后现代小说主要阅读的“第二个世界”。这不是一种说法，而是《堂吉诃德》内容实实在在的比例。《巨人传》的文字分配比例便不是这样，《巨人传》是重磅炸药，安装于王国内部，炸掉第一世界的四面高墙，让第二世界得以出现在将来书写者的视野中；《堂吉诃德》不缠绕这个，它直接就走出去了，潇洒地把第一世界抛在身后。所以，也一样热爱《巨人传》的昆德拉遂直接定论了，《堂吉诃德》就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只是要等很久很久才有笛福、菲尔丁等人跟上来。塞万提斯踽踽一人“领先”一整个世界二百年。
这里，有一个一定要单独来说的人物，桑丘·潘沙。
一般读者会把阅读焦点集中于堂吉诃德，但更吸引小说家的，却是他身后这个矮胖的侍从兼对话者。桑丘，就书写意义来说，最富未来性、开拓性，这个人物不可思议的“早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写就完成，接近完美。比起来，《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和堂吉诃德仍属偏概念性的人物，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所说的偏“扁形人物”，并没朝现代小说跨出太远：庞大固埃四下搞破坏，但整个样子还是原第一世界人物，一个反叛的贵族或神祇；堂吉诃德有“乡绅/骑士”两面，老好人是阿隆索·吉哈诺的隐性基因，我们真正看到的是显性的愁容骑士。桑丘才真真正正是彼岸生活现场来的人，“圆形人物”，圆滚滚的，饱满、生动，浑身是细节，日后的小说书写者将不断从他身上找到需要的东西。
把堂吉诃德写回来
堂吉诃德和桑丘，有无限大的世界，有如此无所事事的幸福，有昆德拉说的已经消失于现代人眼前的“远方”，有那一颗星——
而这趟旅程，十年之后还要更好，也真的走得更远，踏出了拉曼查方圆之地。当然，也更难写——这就是《堂吉诃德》下卷。
没错，塞万提斯还写了下卷，上卷成书于一六五年，下卷则是一六一五年。这讲起来还颇为荒谬，两层的荒谬：其一，知道《堂吉诃德》这部书的人非常多，但知道有下卷的人却一直非常少，少到不成比例；其二，就读者数说，读了《堂吉诃德》算不少，但也读下卷的人，我们用“凤毛麟角”来说会不会太过分？所以这更荒谬吧，搞半天我们错过的或略去的居然是最好最精彩的那部分。
塞万提斯原本应该没打算要续写，否则上卷最后就无须以堂吉诃德之死为句点，还郑重写了墓志铭和悼亡诗，连桑丘都附赠一首打油调子的赞诗。
但就在那十年间发生了一桩令塞万提斯极懊恼却又无可奈何的事，那就是《堂吉诃德》的成功引来了跟风者，坊间开始出现另一个乃至于另一些堂吉诃德，这无法制止，在那个时代，既没著作权法保护，就连道德罪名都没有。因此，塞万提斯就只剩一招，那就是把堂吉诃德写回来，重整盔甲和瘦马，让正牌堂吉诃德再次出门，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博尔赫斯曾柔和地这么说：“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出一部好书。”这句容易被挑剔、有遍地实例可反对的话，博尔赫斯要讲的是，人一生够长、够真实厚重，也必定都有他珍视的、动了最深情感的、从中认认真真活过来的事、物、人，我们称此为“幸福题材”，这不必有什么特别的文字技巧和书写技巧，差别只在于有没有相关的生命机缘而已。
但是，郑重无比的是，《堂吉诃德》下卷远远好过上卷，正统的文学评价如此，小说书写业界心领神会的评价更如异口同声（我至今未发现有异议者），也似乎每个人都很同意博尔赫斯这个看法：“下卷里的堂吉诃德更像是塞万提斯本人。”同为写小说的人，最懂这话的真实性及其所指。
下卷，塞万提斯还愿般还真的让桑丘当了总督，那是个名为巴拉托利亚的海岛，有一千多个岛民。上任仪式上，总督管家尊称他唐桑丘，对此，桑丘的反应意外地严正，也很“现代”——“听着兄弟，我可没‘唐’这头衔，我家世世代代也从没这头衔，叫我桑丘·潘沙就行了。我父亲叫桑丘，祖父叫桑丘，所有的桑丘都没什么唐不唐的。我估计这岛上的唐比石头还多对吧。上帝知道，给我当四天总督的时间，我一定把这些‘唐’清理得一个不剩。”
桑丘只干了七天，基督教的吉祥数。他是自己辞的，在第七天晚上一场动乱之后，认清自己终究不是这块料。桑丘最自得的是他一毫不取，空手来空手去——这家伙真的非常“未来”，连思维都是，不大像个中世纪人。
好不容易实现了大梦却又弃如敝屣的桑丘之后呢？他没返家，而是寻回堂吉诃德先生身旁，继续他们又狼狈又幸福的旅程，所以说，总督真的还不是桑丘的终极大梦，这旅行还没完，路还很远、很长。我读到这里时，感觉到自己哪里被轻轻触了一下。
生命里的确有某些难以言喻的东西，不需要合理。
（本文摘自《读者时代》，唐诺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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