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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8 0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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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往日对坐，端详着未来的表情
解放日报 沈轶伦 2025-10-18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钟山》主编贾梦玮说，对承载我们感受的他者，对它“有憎爱，而词义的重心依旧落在爱上”。
几乎每天，贾梦玮都会跑步。沿着他的住处出发，用步幅、步频和配速丈量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南京。
春雨冬雪，秋日的风使得梧桐叶变黄又飘落，四季在城市里流转，街边的景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年即将过去，如书写到了纸张的最后一行，翻过去，此刻就为金陵的人文故事再添一页。每天迈步在上面，倾听这些故事，也倾听自己的呼吸，在两者交融时，所有的声音反而寂静下来，如同心流，贾梦玮用文学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对空间的感受、对时间的感受。
在贾梦玮的散文集《南都》里，金陵古都的各个地标，开口与这位跑者对话。大报恩寺、拉贝故居和美龄宫等建筑自带历史气息，被带到读者眼前时犹勃勃跳动。在《红颜》里，他关注散落在历史褶皱处传奇女性的低语和呐喊。在今年新出版的《往日情感》里，他以时间为坐标轴，以情感为标注点，以故乡为参照数，邀请行色匆忙的人们坐下，和他一起寻找内心深处的水源，去思索人生的得到、失去，和那些“听了妈妈的回忆，我怔怔的，良久无言”的瞬间。
在采访中，贾梦玮提到一件事：很多年前，当贾梦玮研究生毕业留在南京《钟山》当文学编辑的时候，他来上海拜访作家王安忆。文坛前辈对当时还年轻的贾梦玮表达了担忧，他回忆：“王安忆很担心地看着我，觉得我在大城市生活会很困难。”
“你当时不是有文学编辑这份工作吗？”
“正是因为我是文学编辑，所以她才替我担心。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挣不到什么钱，我留在南京，她担心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在省会大城市立足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
“你回过头看，如何理解前辈的担忧？”
“她说得没错。从事文学编辑是挣不到什么钱。但通过努力，我在南京生活下来了，也从没想过换个行当。你可以说我死脑筋，也可以说，我很坚持。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生存能力比较强，怎么样都能活下来，还有就是，永不自卑。”
“如何理解‘永不自卑’？”
“不论遇到他者还是境遇，我都用文学的方式理解、关心，与之平等对视。”
【一】
读书周刊：说到平等对视，看您的文章时，我会留意这个有意思的视角。比如您写史书中的古人，卧龙岗上的诸葛亮，花洲书院里的范仲淹，从王鳌写到柳亚子，您写道：“那些曾经鲜活的文人志士对家国的情思、知识的专注、教学的投入，其人格与文格依然回响在历史长廊之中，共同构筑起民族的精神气脉。”写着写着，就开始进入那个时空，和古人开始对话，甚至，以一棵古树的视角开口说话，仿佛您穿越进入它存在的场景，把它换成了你，然后把你换成了我。
贾梦玮：对，我在写作时有这种冲动，想与古人对坐交谈，但同时它也是一种事实，因为历史中的人物并不是简单在课本和博物馆里存在，它就是活生生和我们的生活发生着联系。
我是江苏东台人，北宋时期，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宰相，曾先后在这里担任过盐官，被东台人称为“三宰相”，其中的范仲淹曾任东台的盐仓监。他上任后，看到唐代留下的海堤已经年久失修，无法再抵御海水的泛滥，因此他下决心修筑海堤。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海洋有其不可抗力，一旦海水决堤，官员会被贬斥问责，但范仲淹还是下决心带领官民克服重重困难，最后筑成一条100多里长的捍海堰，后人就称它“范公堤”，这在我们东台是妇孺皆知的。如今在东台市的范公堤遗址公园里，还保留着一段宋代的堤身，边上的石碑上还刻着“宋范文正公筑”。
范公堤以西可以种水稻，以东因为土地含碱多、淡水少，因此不能种水稻，我们家在范公堤以东，过去只能种玉米和棉花，在我小时候，我印象里都是河西的人带着大米到我们村里，我们用其他作物与之交换。
读书周刊：您也曾下田摘过棉花吗？
贾梦玮：我能胜任所有的农活。在我少年时代，农家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对匮乏和贫困的。我谈恋爱时，当时的准丈母娘对女儿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嫁给出身乡下的人。婚后我太太第一次跟我回我老家，一看，彻头彻尾的农村。当她母亲发消息来问情况时，我太太发了好长一段文字去，就说贾家的景色真不错，写了一大段田园牧歌如何美，环境空气如何清新。
等我们有了孩子后，我老家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善许多了，我有一次把两个小孩都带回老家。他们看到我过去读书的角落，那是我用简易木板搭起来的，因为久远没人使用，已经落满了灰尘。我让孩子们在我曾经的书房留个影。拍完照后，我问他们：“这儿怎么样？”我家老二说：“爸爸，你当时太苦了，你为什么不住五星级酒店呢？”我终于知道，散文家不可忆苦思甜，因为你的苦和甜如果不和读者产生关联，就是无效的。在散文家这里，所有往昔的酸甜苦辣，都应酝成酒酿成蜜。
读书周刊：那可能只能和您父母再说这些往事了。
贾梦玮：我不会给我父母看我的文字，因为一看，我妈就要忆苦思甜，眼泪就要下来了。她有时还会觉得伤心，问我是不是觉得我小时候过得太难太苦了。
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这代人中，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务农的人极少。我父母家的十几亩田里除了有牛帮忙，完全没有机械化的设备，一切都需要用我们的双手来干。风吹过稻谷的时候，我独自背着一个收音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各种节目的声音……然后一有空就刻苦看书。
读书周刊：模模糊糊向往一个来自平行世界里的远方的声音吗？
贾梦玮：对。但这也是我内心的声音。
读书周刊：我看到您在谈到《往日情感》时曾说，今天的每个人，都由“往日情感”所造就。但往日情感常常被遮蔽、扭曲、异化、遗忘，散文家某种程度上所从事的就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学”，还原真相，重现往日情感的丰富性、多层次性，这是散文家的职责和主业。现在你带着孩子们，或者带着你新出版的书回老家时，算不算对“考古挖掘现场”的抵达？
贾梦玮：写《往日情感》这本书，断断续续用了我二十五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从青年到中年，而所写的内容，又一直回溯到我童年，可以说，这里头涵盖了我半个世纪的所思所想，是以我为样本的微观生活史变迁记录，我描写的一些景物可能变化了，但那些情感依旧鲜活。
读书周刊：我尤其喜欢《摇篮》这一篇里写到的对父母之爱和对孩子“粗粝又细微”的精妙感情的捕捉。
贾梦玮：佛教说，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如空瓶取物，也就是把东西放入瓶子里装了一下又拿走了。活了七十二岁的焦山师体禅师临终时说：“七十二年，摇篮绳断。”佛家讲究断舍离，一切都要放下，但即便是出家人，也会思念自己的父母。父母给的摇篮一旦坠落了，那也许才是最后的空。
读书周刊：用“摇篮”的意象来比喻父母给予的生命，用系摇篮的绳子来比喻与人世间的羁绊，这句话特别动人。
贾梦玮：人类的感情看不见摸不着，但那才是支撑人类前行的动力，不是吗？有家，本质上是一种感受。父母所在之地，父母所在之邦，就是故乡。而确认故乡，就是确认往日的始发站。
哲学家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思乡病”，时移世易，故乡有些景物可能已经变化或消失了，但“正因为无形无声的，才是永不磨灭的，因为这些已经沉淀至心底、融入生命”。顺便说一句，在父母家我曾劳作过的那片田里，现在不种棉花了，现在你去看时，那里已被商家承包，种满了玫瑰。
【二】
读书周刊：能感觉您是个慈父，是不是从来不对孩子发火？
贾梦玮：我父母对我特别宽容，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不论我小时候叛逆，还是后来考上硕士和博士，他们一直表示支持。愁眉苦脸的父母养不出成才的孩子。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我，自然也从来不会打骂自己的孩子，但我有时候也会发火。有天我对我家老二发了脾气，事后我有些过意不去，放学我去接他时，略带愧意。我家老二走出校门看到我时，一怔，但我们马上就和好了。我没有用语言向他道歉，但我们相视一笑。
读书周刊：散文家的感受非常细腻和敏感。但在阅读您的文字时，也能感到您是个冷静的观察者。我看到您在《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里详细描绘了您在各个城市地下交通网络的观察所得，像一部文字的纪录片，或者说，一篇人类社会学家的观察笔记。
贾梦玮：散文家要会落笔写，但比写更重要的，是会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在人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上看到新的角度，或者在大家都看到的角度里找到新的深度。所以散文家不仅是生活的参与者、旁观者，更是社会的观察者、分析者。要对身边的一切怀有感情，学会共情，才能笔下有情。
丁帆老师说《往日情感》是哲学和文学的合作，是情与思的结合，我想我一头扎进时间的河流，越是奋勇向前，就越是被暗流推回岸上，我想要的就是去感受往日情感那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波动的存在。
读书周刊：您说“时间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沉淀”。时间代表了失去，人在面对失去时的无奈和震颤，唯有文字能钩沉，这个打捞过程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重现和获得。说到“在大家都看到的角度里找到新的深度”，我看到您在写作时，也会有意识地使用地方志，比如《澄江府志》，由此增加了文章的厚重和层次。
贾梦玮：我在读研究生前曾在东台参加过地方志的编写，因此特别喜欢看史志材料，这真是一个历史长河的宝库。由此说到与我家族有关的一段往事：我的母亲小时候因为家贫，被亲生父母先后送给三家人抱养。她的第三个养父，待我妈特别好，让她第一次感到了被宠的滋味。我妈后来一生都只管他叫爸爸，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老头”。但在她六岁时，这个待她特别好的养父被五花大绑继而活埋。养母成了寡妇无力抚养我妈，于是我妈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长大，此后一生，她都对这个短暂照亮了她生命的“养父”念念不忘——直到我在地方志里找到了这位“养外公”的资料，才拼凑出历史的真相。原来他是中共地下党的大队副，1947年和大队长一起被国民党杀害。这种战争的残酷我过去只是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但母亲的讲述，和我的查阅，给了我切肤的感受，我好像能站在年幼的母亲身边，和她一起感受目睹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被拖走杀害时的痛苦，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并不发生在远方宏大的场景里，而就发生在我的村庄里、发生在我个人家庭的生命的上游，这种“贴近”，要求我必须把一切写下来。
我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软成本》。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从往昔推演人类行为的模式。历史学家更多是客观记录历史运作的物质成本，忽略那些软性的成本、那些关于情感的成本。成千上万的个体，落在书本上就是一个数字。即便史学家写下了大人物的决断，也不会写大人物的日常。但在大历史进程当中，每个个体都有日常，有喜怒哀乐，这些也是历史非常重要的成本。
人类的情感、眼泪、欢笑、恐惧和爱，需要被持续地表述、存盘。不了解这些就不算彻底了解历史，忽略这些就会使我们无法把握未来的方向。
文学家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些成本白白消失不见，就是要记录历史的软成本，就是要从往日中淘沥出力量，为我们构建出一个面对往日的共同体。
【三】
读书周刊：人对彼此，都有许多误解和投射，真正能把对方还原成人来看，其实是不容易的。
贾梦玮：何为人？有人说，人可以通过性别划分、工种划分、年龄划分。人可以是种粮食的人、造汽车的人、扛枪的人。不过在文学家的世界里，对人的理解有更宽广的范畴，一个被判了死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也可以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所以我常说，只有在文学面前、作家笔下才是人人平等。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个天生对人的命运敏感的人。
读书周刊：这也是您在另一本随笔《红颜》里述及翟叔隗、班婕妤、西施、虞姬、吕雉、陈阿娇、卫子夫、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等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子的人生故事的原因吗？在《红颜》中，您将女性“提升到大写的人的层面，放入历史情境重新加以审视，给予了一直被曲解和无名化的宫廷女性角色应有的尊重”。这份引为知己的尊重背后，您试图通过这些女性的悲欣交集表达什么？
贾梦玮：我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女性的传奇经历，我更关注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理解她们的境遇。史书和新闻，可以告诉你事物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却追问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班婕妤、西施、虞姬、陈阿娇、上官婉儿、杨玉环等被外部的历史要素裹挟而去，总有种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吕雉、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都是“大女主”，渴望紧紧抓住自己的“主体性”，但在专制政权下，她们的人生又注定是悲剧。写作到最后，是在观察后有批判，在理解后有悲悯。
读书周刊：像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她们，也是在反观自身吗？
贾梦玮：散文家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可以是他自己，在追问人物命运的过程中，就是在拷问自己，也在描写人物精神的时候，审视自己。散文家投入历史，追问往昔，最后都是在确立一个自己。我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还预备出一本新书，就叫《人境》，结庐在人境的人境。
读书周刊：我读到苏童写您是单身青年编辑时，“常常睡在编辑部的行军床上，做着青年编辑该做的各种事情，生活忙碌而零乱……趁着栖身（编辑部）颐和路2号的机会，会经常骑车从那青砖门洞里出去，在四周到处转悠”，他见证您曾“独自瞻仰沿途的每一栋老房子，瞻仰过后是甄别，甄别过后是搜集历史，记录下来——这种写作的发生，属于因地制宜，也属于随遇不安了”。似乎这种始终保持打量、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从未在您身上淡去。
贾梦玮：江苏的土地上充满历史和人文往事，你步行经过的每一幢建筑和地标，都是和前人的脚步交叠。阅读建筑是一种遇见，和阅读书本时的明心见性一样，帮助你了解环境、了解历史、了解古人、了解过去，最后是了解自己。就像你在自己的人生境遇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都会教给你一些益处。
读书周刊：不论遇到的人是好是坏？
贾梦玮：对。遇到值得的人，让你感谢；遇到坏的人，也增强你日后识别坏的能力。而且最终，你增进了自我内在的成长。就像苏童说的“往日情感永远需要书写，为了纪念我们的往日，也为了眺望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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