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好的理念，招再好的老师也用不好

文汇报 黄玉峰 2025-10-17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脍炙人口的话，道尽人才难得。曹操也曾为此感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见，识才、用才、养才、护才、留才乃古今皆重视。

办好一所学校，教师是关键。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教师的流动性大，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乃至教育培训机构要找到好教师，用好好教师，留住好教师，都不容易。前不久，某民办学校骨干教师辞职的事情在教育界引发小小波澜，大家纷纷探讨，面对技术浪潮袭来，教师的未来在哪里？民办学校要如何留住老师？

在老师辞职信上，写下“祝贺”而非“同意”

上学期结束时，有几位学校的骨干教师为了所谓的“编制”，考入公办学校，他们来向我提交辞职报告时都落泪了。作为校长，我虽十分不舍，但知道不能强留，也留不住。

我没有在他们的辞职信上写“同意”，而是写上了“祝贺”，并非祝贺他们去了公办学校，而是祝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么写也为让他们心安。

当下，虽然有部分教师不在乎编制，但很在乎编制的教师数量可能更多。在我们学校，也有几位放弃公务员编制或教师编制而加入的教师。

从教育史上看，民国时期的教师并没有“编制”一说。学校教师来去自愿，实行聘用制，这样就少了很多形式的禁锢。著名作家鲁迅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就跑到厦门从教，拿着每个月四百大洋的“高薪”。在厦门大学呆了135天，又突然辞职，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教，拿月薪五百大洋。没过几天，再辞职，从此他与教育界无缘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对编制也渐渐看淡。如今，很多人都觉教育太“卷”，多变、折腾、功利……其实，“卷”的不仅仅是学生和家长，还有教师。对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重要的是幸福、快乐，活出价值，修炼成人，“成全”自己。我认为，要留住教师，学校需要营造祥和的教育氛围，提供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修为，支持他们创新的探索，尽可能关心并满足教师的实际需求。

当然，要走的还是会走。舍不得的骨干教师辞职了，新一轮招聘又开始了。教师很多，要找到好教师，难！

即便有了“铁饭碗”，提升向心力依旧重要

教育内部人士都知道，一批好老师成就一所好学校。如何管理好教师队伍？我曾请教一家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该如何留住人才。他的回答发人深思：招人难，主要是招优秀的老师难。相比学校，社会机构用人机制比较灵活，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平庸者、懒散者，可随时辞退。而且，社会机构在奖励人才和福利分配等方面也可自主决策安排，不受干扰。教师的待遇看起来只是与经济有关，实则体现了办学者的情感、胸怀、气度和格局。当然，最重要的是文化，要能做到“情感留人，利益留人，文化留人，发展留人”。

这位负责人还谈到，在多年的招聘中，他也感受到，如今年轻人对从教岗位都是充满预期的。比如，他们在乎从教单位的发展前景，在乎从教的归属感。因此，在招聘过程中，校长要给年轻优秀的应聘者分享学校的发展蓝图，包括一步步走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不仅如此，去年开始，他所在的机构开始评“名优教师”，为他们每月颁发津贴，最近又开始分批次安排老师体检，明年还考虑国内疗休养……一系列“组合拳”下去还算有点成效，教员的获得感和归属感一下子就起来了。目前该机构人员队伍总体稳定，趋势向上、向好。

还有一位公办学校的校长，也曾跟我分享过他的经验之谈：公办学校的教职是所谓的“铁饭碗”，师资队伍比较稳定，流动流失少。但正因为是“铁饭碗”，怎样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则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作为校长，就要用心抓好凝聚力，提升向心力，增强教师的自豪感。

为提升老师的内驱力和修业境界，这所学校搭建了各种展示培训平台，让更多教师实现卓越追求的自我需求，用身边榜样引领、感召和激励，不断形成优质教育的势能。可见，要办好一所学校，就教学管理来说，干群之间、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家校之间，都要争取更多心心相印、和融共生。

大胆启用年轻人，用好活动让老师“卷”起来

都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人物”，既然是一校之长，就要不断以身垂范，智慧经营，通过大量的沟通协调，帮助共建生生不息。特别重要的是，还要大胆启用年轻教师。

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学校的管理者要善于识才用才，果敢大胆，不惧非议。如果发现问题，也不能逃避，而是要帮助他们解决。要知道，如今的大量青年教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会面临各种困难，或许会冲击到工作安排与日常教学质量。

对此，校长要悦纳理解，给以宽容，不能“一刀切”，更不要给教师过分的压力。校长要用心分析学校所需，分析各团队现状，通过好的活动把老师“卷”起来。在看到成效后，老师们是会激动、会自省并改变的。

就我的从教经验来说，有一点体会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办学，办教育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首先是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没有好的理念，即使招聘到再好的教师也不能相容。就像一潭死水，恶臭难闻，是不会有好的教育的。其次，要关心尊重教师，引导他们读书学习、持续提高专业水平。要给他们搭建发展平台，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看到学校发展的前景，尤其是要感到学校如家，这都是应有之义。

识之、任之、惜之、护之、育之、提升之、发展之，这便是当下中小学校的留人之道。至于因特殊原因离去也很正常。有进有出，有来有去，一潭活水，永远“清如许”。

（作者为上海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英国中小学为何每年有6次教育旅行

文汇报 颜志豪 2025-10-17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有关是否要带孩子外出旅行的讨论不绝于耳。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已深入人心，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可以通过旅行增长见识。但近年来，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家长花费一大笔钱带孩子到处旅行，容易使孩子掉入“高消费陷阱”，久而久之，反而不利于激发孩子的自驱力。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去年起，我从上海的基础教育学校转战英国伦敦，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我发现，英国中小学生课表里都有“教育旅行”。一年6次固定的教育旅行，究竟可以给学生带来什么？

教育旅行，不是简单的消遣游玩

英国的中小学每学期都会安排两次固定的教育旅行，一年3学期，至少会有6次这样的活动。这一制度并不是随意组织，而是有非常明确的教育目标和规划，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要将其纳入教学计划。每次旅行的内容和目的地，也会根据学生年级和学习阶段有所差异，并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匹配。

这些教育旅行主要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日间旅行（Day Trips），通常前往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等地，通过一天的参访深化课堂上的知识；第二类是住宿旅行（Residential Trips），这类活动一般针对小学五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往往是前往户外教育中心、农场或露营地，进行为期2至5天的沉浸式体验，主要是锻炼团队合作能力和自理能力；第三类则是专题性旅行（Special Interest Trips），比如，有音乐专长的学生会前往剧院欣赏经典演出，历史课会安排学生实地探访战地遗址等，具有明确的学科导向。

初次听到这些安排，即便作为教师，我都觉得很新奇：英国公办学校的课堂教学时间本来就非常紧张，老师们总是在催促学生赶紧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为什么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组织这些外出活动？后来我才开始慢慢理解，其实，这些教育旅行远不是简单的消遣游玩。尤其对那些平时缺乏外出机会的学生而言，这些旅行真正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

并非所有住在伦敦的孩子，都能“看见”伦敦

“我曾带队组织过一次教育旅行，带着学生去伦敦市中心参访。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坐在红色双层巴士上，两只手扒着玻璃窗，眼睛一动不动地一路盯着窗外。”助理校长安东尼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他讲起的这件事情，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安东尼在伦敦当老师快20年了，他告诉我，就算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也有很多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都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还从未坐过公交车，甚至从未踏进过伦敦市中心。

确实，很多人都认为伦敦是“宇宙中心”，这里有世界顶尖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剧院，许多顶级文博场馆还是免费的。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言，家长平时就能带着孩子穿梭在这些文化场所之间，逛大英博物馆、去英国国家美术馆看莫奈的睡莲、逛肯辛顿的科学馆……学校组织的教育旅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外出。

然而，对于生活在伦敦的另一些家庭的孩子来说，这些场所却像是平行世界。我的同事也告诉我，对一些孩子来说，“圣诞节就是终于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去ALDS（当地的廉价超市）买一块钱的巧克力糖了。”他们没有礼物，没有麋鹿，更没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

所以，那趟坐着红色双层巴士的教育旅行，便成为这个男孩眼里的“第一次看伦敦”。他扒着窗户、盯着窗外的眼神，告诉我们什么叫“开眼界”。

透过这些为教育旅行准备的文化资源，我们也不难发现，英国其实有一些制度化的设计，在支持支撑教育的发展。大部分机构不仅免费开放，它们还设有专门的教育团队，设计课程、安排互动，并得到政府或相关机构的资助。比如“博物馆与学校”项目就鼓励博物馆与学校深度合作，让这些文化空间成为真正的第二课堂；伦敦城的学校参访基金则为符合条件的学校报销活动费用，确保经济困难的家庭子女也不会错过课堂之外的文化体验。

而且，这些教育旅行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导游讲解。我曾经带学生走进英国国家美术馆，讲解员会在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带着学生互动、鉴赏画作。他们把观察（动眼）、想象与创造（动手）、戏剧表演（动身）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做中学”。其实，这节课哪怕不是在美术馆，放在任何一所学校的课堂里都堪称是精彩的公开课。活动结束后，我向讲解员索要了名片，希望以后能获得更多支持。她告诉我，其实每一位美术馆教育人员都能提供同样的课程，他们的培训标准是一致的。

参观结束后，学生需要写观察报告、完成小组展示，甚至制作海报或进行简短的口头演讲。即便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也会被要求用简单的形容词或副词来描述，或者用图画来展示任务。这样的闭环安排，让教育旅行像课堂一样有始有终，结合学科学习，并通过写作、表达和展示进一步内化学习成果。

内心埋下的一颗“种子”，或是改变人生的资源

教育旅行可说是英国教育的重要一环。这种安排既践行了哲学家约翰·杜威“经验式教育”的理念，也实现了跨学科与情境学习，让学生通过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构建起更加坚实的知识框架。

据我所知，在英国，精英学校的教育旅行频率更高、更丰富，甚至安排海外参访，外出参访的博物馆也选最好的，到国外剧院里看的是顶级剧目。普通公立学校往往局限于本地资源。

其实，差异不仅存在于学校之间，更在家庭之间。安东尼提到，即便是公立学校组织的便宜甚至免费的旅行，很多家庭依然需要靠政府补贴才能让孩子参加。如果没有这些补贴，有些孩子恐怕根本没机会参加。

在我自己的PGCE培训中（注，这是英国研究生层次的教师培训课程，完成后可申请教师资格），英国教育部也一再强调社会流动问题的重要性。教育旅行被看作是一种缩小差距的尝试，希望让学生拥有更多共同的记忆，缓慢但实实在在地积累一些改变人生的资源。

这些被设计好的旅行，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学生都打开一扇窗，在他们的内心悄悄种下一颗种子。而这些种子，或许会在很多年后发芽，成为他们人生不断攀登的一小步。正如安东尼所说：“我们做不到让所有孩子的起点一样，但起码可以试试，让他们的视野不再受限于自己所处的街区。”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文汇报 何鑫 2025-10-17

如今，科学教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自然博物为主要内容的科普教育其实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实现广泛的参与。不论是中小学、大学，还是幼儿园，书本中所谓的应试内容，如果能使学生萌发出好奇与兴趣，唤起他们内心对知识的主动求索、鼓励他们实施主动的探究，那么素质教育便水到渠成。从更长远来看，校园如果能够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将科学传播与博物精神贯穿在教育体系和校园文化中，势必能够在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中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博物精神作为脉络，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从人类整体的发展历史来看，正是因为智人对于外界环境的好奇与兴趣、求索与探究，才使得在这个物种自2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后，从距今6万年前开始，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从非洲的故乡走遍全球，超越了以往其他人类家族的物种。对于外界环境的敏锐观察和总结，最终催生了智人在数千年前开始建立真正的文明，并最终随着对于自然认知的不断深化，在最近的数百年间真正产生了科学，并以此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且，在生命世界中，只有人类形成了抽象的概念，将个体经验，从口口相传开始相互学习，其目的正是为了认识与了解自然万物，将对自己有利的为我所用。现代博物馆的起源正是最初博物爱好者收集自然万物的好奇柜。当下，全社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博物文化也在复兴。

事实上，当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在人生各个阶段所学习的，正是人类从数万年到数千年前、再到最近数百年间，所积累的对于自然界知识的精华。但是，随着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对于中小学而言，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已经习惯于科目与科目之间的分离，不同课程之间的体系差异只会随着年龄增长愈发细致。

而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学校教育中与科学直接相关的学科教学内容，很容易陷入一种愈加专业化与公式化的状态。这样的教学安排，若从科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仅仅以此来学习科学知识、理解一门学科，恐怕还远远不够。科学的本质就是认知身边的自然世界，倘若受教育者与自然世界割裂，就无法体验到科学的实质，那么中小学生所受到的科学教育一定是不完整的，也很容易在学习后被遗忘。

如何才能在如今的教育中更好地实现科学传播、树立博物精神？

科学教育最佳起点是最可能被忽略的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园与中小学最大的不同是，这一阶段教育的主题内容是调动身心、启发兴趣，这为博物意识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果在这一阶段，家长和老师能够开拓孩子在大自然中的视野，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博物精神，以及对于科学现象的好奇，就能更好地引发进一步的求索与探究。

在幼儿园阶段，可以鼓励孩子从书本出发，走进户外环境，多接触自然、观察自然。哪怕只是有限空间中的那些常见的花草和昆虫，也能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自然世界中生命的真实存在感。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于世界的探索欲，这是单纯的书本讲解所不能比拟的。即使是如今高度发达的电子设备、AI工具，也不可能替代身边活生生的自然世界。

幼儿园或学校完全能够利用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建立自然类小博物馆或者博物展厅，甚至只是建立一个与自然相关的观察角、收集角，带领孩子们进行鸟类、昆虫、植物等自然观察活动。这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好奇柜”，在激发他们对于大自然的兴趣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启蒙了自然保护意识，也为未来的科学探究奠定基础。

（作者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