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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6 07: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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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智慧”如何照见当下
解放日报 王一 2025-07-26
跨越数百年，王阳明及其《传习录》始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耀眼存在。
从明代的版本更迭到如今的通俗解读热潮，这部经典既见证了学术思潮的流转，也映照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需求。
“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智慧，穿越时空，依然能指引现代人找到内心的“定盘针”。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海明的对话中，我们一起走近《传习录》，感受心学思想的持久生命力。
阳明学的“即体即用”
读书周刊：作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精华，《传习录》从成书至今，经历了哪些关键的发展阶段和重要版本更迭？
温海明：《传习录》从成书至今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刊刻本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薛侃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刊刻的。第二个刊刻本是由南大吉、南逢吉兄弟于嘉靖三年（1524年）10月在绍兴刊刻的，后曾多次重刊，其中阳明书信和短文数目经过多次增订或删减。第三个刊刻本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水西精舍刊本，钱德洪编定全书本《传习录》下卷时，对阳明问答语录的增删和移易，体现出钱德洪对阳明思想的理解。第四个刊刻本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崇正书院刊刻本，通行本《传习录钱德洪跋》最后有“门人钱德洪拜古于蓟之崇正书院”字样。第五个刊刻本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目前存世有隆庆二年郭朝宾等杭州刊本、隆庆六年谢廷杰等刊本。谢廷杰刊刻《全书》，是为了争取王阳明入祀孔庙。随着谢廷杰本的刊行，《传习录》的内容就确定下来了。
读书周刊：这些年心学大热，通俗解读《传习录》的著作也犹如雨后春笋。
温海明：是的，但真正翻译和解读得比较细心和准确的本子其实寥寥无几。之前一些重要的《传习录》解读本，如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邓艾民《传习录注疏》都有丰富的注释，但没有全文翻译。我在长期教学生涯当中，发现前人的本子对一些疑难问题既没有翻译，往往也没有注释，所以我的新书《传习录明意》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哲学解读，把最难理解的部分，用现代哲学的语言加以新的诠释。
读书周刊：纵观《传习录》多年来的各种版本，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传习录》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
温海明：《传习录》自明代成书以来，经历过复杂的版本流变，不同时期其内容编排、注释风格和解读角度皆有所不同，与当时的学术思潮与社会环境有关。从内容编排角度看，刚开始是阳明讲学的文献整合，后来逐渐变得学术化和体系化；从注释风格的角度看，整体来说是从经学诠释到多元阐释；从解读角度看，从道德实践过渡到现代性对话。
这种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动力机制相关。首先是学术思潮开始迁移，从经学到考据学，再到西学东渐与跨学科研究，注解方法需要与时代学术范式变革相协调。其次是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晚明士人借《传习录》批判理学，民国时期心学成为民族精神重构的资源，当代则成为回应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再次是媒介技术革新，从雕版印刷的版本差异，到数字时代的超文本注释，文本载体形式直接影响思想接受方式。当代版本一方面回归文献基础（如多个出版社有《王阳明全集》不同版本），另一方面走向大众化解读（如漫画版、音频导读版）。这种张力印证了阳明学“即体即用”的特质，随着数字化、音频化、影像化的导读版本越来越多，今天如何解读和传播心学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读书周刊：您之前也提到，大众对王阳明及其心学还存在着误解，您认为有哪些常见的误解？如何纠正这些误解？
温海明：对心学常见的误解有：认为心学是唯心主义，认为王阳明“心外无物”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并不否认客观存在，而是强调事物的意义和状态与人的意识、认知相关，如“岩中花树”并不否认花和树的实存。有人误会心学跟禅宗差不多，其实是不了解心学的儒家本体，不能理解其核心理论（如“致良知”）源自孟子。有人误以为心学空谈误国，其实心学强调“事上磨炼”，反对脱离实践的静坐，更反对不负社会责任。有人误会心学等同于“随心所欲”，其实“灭人欲”是“去私欲”不是放纵本能，思考行事都要以良知为准则。
总之，纠正这些误解还是要回到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即“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传习录明意》强调王阳明哲学是易意学，是“明意”进而改变自己意念的学问。《传习录明意》对阳明心学通常的误会都有不同程度的纠正。
读书周刊：历史上《传习录》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发展和国民性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国家在吸收阳明心学思想时，进行了哪些本土化改造？
温海明：在日本，阳明学一开始被误读，后来逐渐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引擎。佐藤一斋门人将阳明学与尊皇倒幕结合，“心即理”被诠释为“打破门阀”，“知行合一”成为即时行动的号召。吉田松阴等维新先驱以阳明学为思想武器，成为幕末志士的行动哲学，后来又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
《传习录》在韩、日的影响揭示了思想传播的规律，即本土需求决定诠释方向。韩国在朱子学框架内进行哲学突破，催生霞谷学的生命哲学；日本则将其锻造为破除封建、推动维新的精神利刃。两者都说明，阳明心学“致良知”有力量回应时代困境，激活主体的创造性，进而成为改变时代的精神力量。日本在吸收阳明心学（“阳明学”）过程中，基于自身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时代需求，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成了与中国传统阳明心学既同源又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中日阳明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根本，都反对僵化的格物穷理，主张内在心性觉醒，都有平民化倾向，打破学术垄断，强调“愚夫愚妇皆可成圣”。中日阳明学不同点主要在于：中国强调道德修养的内省与本体论思辨，日本强调行动实践与社会变革；中国主要是士大夫的修身哲学和考据学问，日本成为武士、志士的行动指南，推动维新；中国融汇儒释道，但保持儒学本位，日本深度结合神道和禅宗。可见，日本阳明学在保留心学内核的同时，通过强化行动性、简化哲学思辨、融合神道精神，将其转化为符合武士伦理与近代化需求的实践哲学。这种改造使阳明学从道德哲学变为变革引擎，最终在明治维新中释放出巨大能量。而中国阳明学因受制于帝制结构，反而在清代渐趋沉寂。两者对比，生动展现了阳明学在不同时代和文化土壤中的命运分殊。
“定盘针”就是“明意”
读书周刊：在当代社会，心学思想备受关注，您认为现代人阅读《传习录》，能从中获得哪些对个人成长和社会生活有实际帮助的启示？
温海明：《传习录》思想可以穿透时空，对现代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生活仍具有启示意义。如“心外无物”并非否定客观世界，而是强调人的意识的主动性，心思意念对世界的意义具有赋予权，人要尽量把握认识世界的主动性。在信息爆炸时代，年轻人应该化被动为主动，避免被外界标准（何谓成功等）被动绑架，努力回归内心真实需求，要主动驾驭自己的意识，而不让意识随波逐流。
“知行合一”可以成为对治“拖延症”的行动哲学。真正的认知必然导向行动，人要主动去行动，进而反思、调整再行动，在行动中成长。“事上磨炼”可以成为对治焦虑社会的定心术，要直面焦虑，思考原因，进而摆脱负能量的影响。
要用“致良知”对抗精神内耗，良知不是道德教条，而是内在的道德直觉，是当下意识清明的生命智慧，用良知做事，强调心安、无悔；要用“万物一体之仁”破解人际关系，突破自我中心，建立共生意识；要用“利他思维”替代零和博弈，学会主动分享资源，赢得他人信任，转化人际关系；要理解对方处境背后的“未满足需求”，呼应非暴力沟通，把“省察克治”变成数字化时代的专注力训练。
心学修养可以帮助人们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帮助企业家用“致良知”重塑商业精神，个人修身“明意”可以整体性地改变社会风气。
读书周刊：王阳明对“天理”与“人欲”的阐释，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欲望管理有何关联？
温海明：王阳明认可孟子，强调“寡欲”，他接续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并做了心学的理解，即每时每刻都要转化人欲，不被人欲牵绊。王阳明对“天理”与“人欲”的阐释直指现代消费主义的核心困境——当欲望被资本无限放大，人如何守护内心的清明？其思想不仅具有批判意义，更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精神修炼体系。不是要灭绝欲望，而是要去除遮蔽本心的私意执着。要在“明意”的基础上，觉知“起念”，破除消费无意识，要在事上磨炼，在消费场景中修行，将“占有欲”转化为“创造欲”与“利他欲”。阳明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这枚“定盘针”就是“明意”，是现代人对抗消费异化的精神罗盘。
读书周刊：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能否具备“良知”？心学思想是否能为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提供哲学依据？
温海明：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依赖身心一体，如羞愧时脸红，但AI缺乏身体体验。人机关系的终极答案不在机器能否具备良知，而在人类能否以“致良知”的精神驾驭技术，天地本无心，而人为其心。当AI成为人类良知的镜鉴与延伸，方能实现真正的“万物一体”，这是今天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关键的地方。这方面，心学可以为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提供哲学依据，因为心学讲至善、知行合一，这都是人工智能需要发展的方向。
AI伦理的真正危机，不是机器缺乏良知，而是人类在技术狂欢中遗忘自己的良知。所以需要用心学来解决AI伦理的“责任离散化”“价值窄化”难题；指引人机关系走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敬畏心性本体中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太极图式统一。正如阳明所言：“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而这一点“灵明”就是“明意”，意识的清明是人类在AI时代不可让渡的伦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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