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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7 1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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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时代的文学波纹
文汇报
刘欣玥/于是/肖一之/杨毅/张怡微 2025-01-17
主持人：刘欣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中文播客呈爆炸式增长。播客逐渐打破小圈层，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据统计，中国播客听众规模在2023年已达1.17亿。《JustPod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显示，至2024年6月30日，中文播客总数已达4.2万档，年增长率约为25.5%。不同于短视频高强度、快节奏的刺激娱乐，以听觉为主导的播客是“慢媒介”，吸引着偏爱长内容，有好奇心和耐心的用户。人们在声音的内容海洋里，主动寻找着打破信息差、拓展边界的可能。
文学与播客的合体，让“收听”成为一种可以被培养的文学行为，也改变着人们接通文学的方式。有温度、有呼吸感和陪伴感的长谈，正是播客的优势所在。节目主播们以声音搭建起流动的文学地图，提供不同的阅读谱系、精神趣味与知识构成。所以，文学播客不仅关乎创作与故事的媒介转化，更关乎“文学中的人”与文学交流阵地的更新互见。
本期邀请译者于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张怡微、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肖一之、青年评论家杨毅作为文学播客的观察员。他们是播客的内容生产者与收听用户，其中于是、肖一之曾是“跳岛FM”的常驻主播。他们从多元的参与者视角出发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与思考，记录下播客时代不同的文学波纹。和一切新媒介一样，播客一边改变着当代人的文学生活，一边也再次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学的本质？它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输入有法，输出无度
于是
前不久，我在澳大利亚的蓝山作家节上遇到的每一位作家、学者都表示有自己常听的文学播客，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还有一档制作精良的文学播客，名叫“书架”，主持人得知“跳岛FM”仅在一个平台上就有将近三十万订阅量时发出一声惊呼。确实，对于人口总数两千六百万的澳大利亚来说，这个收听量是惊人的。但我觉得，对于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实不算多。
或者该说，不够多。
如今，谁的身边都有几个人在做播客，似乎无论品牌方、受众、创作者都有输出的欲望和刚需，哪怕没什么要“输出”的，也可能需求或擅长制造“陪伴”，但坚持文学这条“赛道”的播客少之又少，或许因为文学很难“带货”，或许因为更难“提供情绪价值”。
当别人说我也在“输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必须“输入”。坦白说，做播客之后，我对“输入”的需求远远超过“输出”，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能量守恒定律，甚至不存在等式。输入不仅要靠阅读，更意味着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拓宽阅读，深入理解，乃至反哺自己的创作或工作；与此相比，输出总是有限的，总是面对听众的，而非私人的。当人们习惯了用“流量”来判定节目好坏的时候，这个等式就越发倾斜，注定崩塌。收听量、订阅量、完播率……这些数字潜移默化了播客的取向。也许该问的是：和所有赛道一样，文学赛道上的赢家赢了什么，输了什么？
无论个人、品牌还是企事业单位，播客都面临制作成本的问题，哪怕播客已属于成本投入最低的自媒体形式。文学播客也要面临投入产出的问题，创作者、爱好者分享的节目纯粹“以爱发电”，事实上也难以长期维持和壮大；出版方制作的节目或暗示或明示了带货的期望，一方面利润微薄，一方面又要投资做节目，也是两难。
播客已然承载了传统媒体中谈话类节目的作用。第一类当属专访：像“跳岛FM”采访过阿列克谢耶维奇、伊莎贝尔·阿连德、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凑佳苗、铃木凉美等不少国外作家，呈现出的是符合传统媒体人物专访要求的访谈格式，中规中矩。第二类是对谈：在和张悦然、张怡微、王占黑、路内、林棹、沈大成等国内作家的对谈中，作家们呈现的是文字以外的声音形象，更真实，更日常，或许更有趣，但从某种角度说，这或许恰恰不应该是作家有责任给予的一种面貌，以前用文本发声的作者们如今要面临当众侃侃而谈的压力，坦率地说，只有少数作者有这方面的优势。第三类是讨论：作为主持人和策划人，会根据热门书籍和话题设计一些焦点问题，邀请各路嘉宾展开议论，有学术背景的嘉宾们会发挥专业特长，听起来很像一堂课，策划人通常很期待听到金句迭出、旁征博引或激烈辩论的段落，但大多数嘉宾倾向于附议，或有礼有节地反驳，通常都不会急眼，因为大家都很明白，一旦留下网络黑历史，一百年都洗不清。另一方面，圈子这么小，还是以和为贵吧——这也说明了播客界为了流量，通常会选择有知名度的嘉宾来参与。这种意识，恰恰可以说是三类皆有的通病——媒体意识过强。换言之，播客平台早已沾染上了自我规训的沉渣，无论流量多少，发言者都有公共发言的意识，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个性化的发言。这就是文学播客内容多为资讯、探讨、细读，而极少以批评为主题。
播客都自带评论平台，听众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感想——在这一点上，听众时常体现出一种群体感，比如在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观点上发表的意见常有同质化的趋势，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作为零散在疏离的人海中的个体听众寻找同道陪伴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书和作者、同样的观点和情绪，会让他们和她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她们可能没有谈论文学的朋友，但在云端有、且永远都会有。这当然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但也只是感觉。文学播客始终存在，但也并不存在，因为文学只能靠创作和阅读来完成，本身就是不可言说之物，但这样说未免矫情，不符合脱口秀时代精神。不妨严谨一点：就像文学创作一旦成为出版物，就不再仅仅属于作者，文学一旦进入播客的领域，也就不再仅仅属于文学。
（作者系作家、译者）
虚空击掌，不亦快哉
肖一之
晨起准备早饭的时候，不妨点开播客。洗碗扫地的时候，不妨点开播客。地铁上仅占得立锥之地的时候，当然只能点开播客。播客于我更多是阅读的替代，是翻不开书却又不甘心彻底摆烂之时的精神安慰剂。套用播客圈的黑话，这大概就是播客的“陪伴作用”。
人人都知道，手机就是我们时代的烂柯棋局，一拿一放之间，光阴打马而过。2023年《纽约客》杂志刊出过一篇大热的报道，讨论了美国英语专业的大溃败，报道采访了莎士比亚学者詹姆斯·夏皮罗，而夏皮罗找到的英语专业不再诱人的原因之一正是手机。曾经一个月可以读五本小说的夏皮罗，在拥有了智能手机一年之后，一个月能读一本小说就算多了。这不是因为他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我要浏览上百个网站。我要听播客”。夏皮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自从手机变得智能，不再只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通讯设备，而是长在我们身上的互联网义肢之后，我们其实就已经生活在了新的媒介环境里。在这个新时代里，注意力是最为稀缺的资源——粘着度也好，完播率也罢，甚至app开屏一定请你先看广告，这林林总总的概念和把戏算计的无非都是我们的注意力——在短视频、直播和游戏面前，播客甚至都排不上号。就此看来，在智能手机的年代，文学遇到播客其实更像个抱团取暖的故事。
但是我喜欢录制文学播客。我和播客的缘起纯属偶然，最初是在几位豆瓣友邻的介绍下，我误打误撞地参与了最早几期“忽左忽右”的录制。此后又在另一位豆瓣友邻邀请下加入了“跳岛FM”成了常驻主播，偶尔也去其他节目串个台，比如到“痴人之爱”或者“惊奇电台”为喜欢的作家摇旗呐喊。这一切少不了有虚荣心作祟，但更多却只是因为乐在其中。准备播客节目，让我可以从日常里切出一两个小时，和同好一起当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和新媒体时代的所有创作一样，文学播客的基底也是这个时代喷薄的表达欲，可表达欲不同样正是文学赖以相传的源动力之一吗？
印刷时代的写作是将自身的生活体验转化成文字，再将其投诸世界，期待会心之人纸上寻踪，文字和读者的生活经验互相砥砺，研磨出最亮的镜面照耀生活的幽微之处。但这不是文学阅读的尽头。文学传统之所以存在，依赖的还是代代读者持续不断地阅读，由文字而生感触，接下来或形诸文字，或口口相传，把触动自己的文字传向世间。在播客时代，“我手写我口”已经不够直抒胸臆了，声波传达的是“我口述我口”的干脆利落。在播客里讨论文学，期待的就是凭着一腔热情打动未知之人，制造文学的链式反应。也许1000个听众里只有1个人会因为听到了一期播客节目而打开一本书。但是一条新的文学链条可能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生长出去，文学作品的生命也就此得以延续。我很喜欢“跳岛FM”的一句口号，“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阅读就是这样，一旦开始文学之旅，面前有的就是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景，一本书从来只是下一本书的序章而非旅程的尽头。不过这句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文学史是书的传统，更是一个个由文学作品所串联的人。
大抵在讨论文学和媒介的时候，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播客也罢，有声书也好，再加上越来越便利的电子书，越来越复杂的游戏叙事，文学在新时代的转生形式越多越好。需要打气的时候，我会回忆进化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假说，安慰自己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文学。我们的基因里都刻着对故事的渴望，讲一个故事的开头，激荡的血脉会催动我们问出那个最古老的文学问题：“然后呢？”也许未来文学会彻底抛弃文字的形式，但是故事永存，文学永存。
由此看来，文学播客其实也是种复古活动，在1和0搭建的赛博空间里燃起一堆篝火，二三素心人侃侃而谈，每一道声波都是伸向虚空的手掌，等待着另一个人在不知何处伸出手来击掌回应。虚空击掌，不亦快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播客、共同体与声音的乌托邦
杨毅
时至今日，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大众媒介的形态，体现为B站、小红书、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人们娱乐社交乃至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播客在近年的兴起同样基于数字互联网特有的信息化、多媒体和交互性特点，只不过更多作为音频媒体发挥作用，但不同于广播相对单向的传输，播客真正发挥着用户的主体性。这是因为“用户生产内容”是新媒介文艺的核心生产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更激活出接受者的主动性，后者不再处于被动收听的状态，还能够主动参与和制作节目内容。
事实上，播客很大程度是听众导向的。虽然播客的话题大多是引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故而在内容上表现出趋同性，但叙述风格因人而异。通过主播在对话间营造轻松有趣的氛围，听众不仅对谈话内容感兴趣，而且能感受到主播细腻的情感温度，在彼此之间达成心灵共振，在主播和听众乃至听众之间，共享经验交流、技术协助和粉丝应援，达成共时性的群体互动。这种群体互动，使得播客超越时空限制聚集起听众，在共同体的层面衍生出播客的社交属性。更重要的是，播客衍生的社交属性，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并非原子化个体或群体性孤独，反而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依托兴趣爱好联结起新的共同体。互联网的去中心不等于无中心，而是说人们的兴趣趋于分散，却也因此形成了各自的圈层，在虚拟社区找到自己的同类群体。明显的事实是在开通播客后，平台通常会让用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从而精准推送内容。但这不意味着网友在播客能听到自己想听的内容，毋宁说更多时候只能听到能被听到的内容。
播客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提供信息或者输出价值，而更像是在谈话中引发听众的情绪波动。主播、嘉宾以富有亲和力的语言，和口语化的表达，在谈话中营造朋友聊天般轻松有趣的氛围，进而将这种无差别化的氛围感，辐射至听众网友，以此变成更加深远宽厚的集体情感的酿造。借助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听众仿佛将来自遥远的声音拉至耳畔，制造某种贴耳性的效果，来源于声音特有的具身性，远比阅读文字更能调动感官经验，背后是个体寻求陪伴感的体验。并且和刷短视频带有的随机性相比，播客受众具备更多的黏性，也更容易引发情感上的依赖。这种依赖并非个体肉身意义的在场，而是主播人格化的虚拟在场，却有超出真正现场的体验。相比于生活中的社交遵循现实法则，互联网媒介的虚拟社群，反倒能够最大程度地释放自我。
如果说，电子媒介催生次生口语文化制造了语音在场，那么网络时代的播客更多是情感在场，不仅是主播和听众之间，在听觉意义上生成的共同体，也是听众自身情感和心理上的共同体。如果说，听觉共同体背后凝聚着国族想象，那么情感共同体成为了告别宏大叙事后的自我想象。简言之，听众在播客收听到的与其说是来自他人的语音，不如说是自我内心声音的回响起伏。
按照这个逻辑，播客的共同体也即声音的乌托邦。当声音按照听觉和情感逻辑进行编码，也意味着声音可以被抽象出来单独使用，收听也成为按人们自身需求解码的“纯粹的倾听”。
因为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人们对未来怀有极强的不安，渴望确立“将人们连接起来的共感”，而声音的具身性，在很大程度上充当这种抽象的情感共同体，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得以抚慰。这正符合乌托邦通过对当下时间的否定指向未来，却也只能吊诡般，依靠情感制造虚拟景观。这时回过头来说，播客的共同体意识并非共处于某种状态，反倒像是浸泡在自我中心的温泉。播客暗含着这样的文化逻辑：听觉越发成为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自我渴望寻求意义的过程，但也可能在暗中改造我们的认知。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播客与我的新课题
张怡微
我录制过很多播客，大部分是为了宣传新书。例如在“跳岛FM”谈《散文课》《情关西游》，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E播客”谈《樱桃青衣》等等。我第一个出圈的播客则是GIADA出品的“岩中花述”。如今“岩中花述”已经是头部播客，但在2023年年初时，它还没有如今那么大的影响力。
在2022年夏天，因为谈论萨莉·鲁尼上市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我结缘了数字音频公司JustPod，成就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播客合作。隔年，我与“岩中花述”的合作，再由JustPod作为第三方牵线，就比较放心。JustPod承诺我不低的报酬，但需要拍摄服装，且要与知名主持人鲁豫完成一次线上的节目录制。我对时尚一窍不通、也不喜欢拍照，当时第一次听说GIADA这个品牌，不过为了谈谈自己的书，我还是愿意努力配合。拍摄地点是在闵行马桥的一栋别墅里，当天还有思文、沈奇岚、祝羽捷在场。因为等待时间很长，GIADA的公关部总监Shirley在化妆时与我聊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是，Shirley的文学视野和眼光很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且上学时通勤去哈佛大学旁听过王德威教授的现代文学课。她很坦诚地告诉我本来邀请的是毛尖教授，但毛尖老师临时有别的工作，后来找到我。因而当时我也只当自己是块“补丁”，按部就班完成即可，对节目效果期望比较低。
录制播客则是在JustPod公司所在地，一切都开展得很顺利，我当时感觉鲁豫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因为涉及商务，我还要上班，节目播出时我甚至没有转发。但是太多的人微信我，说他们听了这期节目，我非常意外。这期节目也很快冲上“岩中花述”当年最受欢迎节目的前三期。Shirley非常高兴，经常给我好消息报喜，年末时还买了五百本我的小说《四合如意》当作送给客户的新年礼物。隔年，因为这期节目，我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奖项，“2023小宇宙播客大赏”的年度播客嘉宾。对我沉闷的日常生活来说，以上都是美好的记忆。
在那之后，我真正意识到播客对于年轻受众的影响力。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听播客，但从关注主流播客、尝试付费收听节目之后，我慢慢找到了“播客”在私人生活中的位置，即医学和女性健康面向的科普。比如播客“当个事儿”，我每期都会听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选题，有许多介于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视角。
最近一次印象很深的录制，是和澎湃“如此城市City
Tells”合作。我们录制了一期三八妇女节的节目“生殖中心旁的家庭旅馆里，渴望成为母亲的人”。主播之一、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戴媛媛，是北京大学医学人类学硕士，在2018至2021年间，她在一家生殖医学中心旁的家庭旅馆里做田野调研。她的受访者大多是从农村和县城来北京做试管婴儿手术的女性。她在《试管之路》系列文章中提到的许多故事都带有高科技叠加“乡土中国”的色彩，听得我多次想要流泪。
去年，我录制的一些播客与创意写作的前沿研究有关，例如我们创意写作学生自己做的播客“偶然事件”，就曾邀请我和哲学学院的副院长尹洁教授谈疾病与写作的话题，当时我们聊到了韩国文学与厌食症的书写，明年，我也将筹办一个“进食障碍与创意写作”前沿工作坊，目前已经召集了医学、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及厌食症病人等青年同人一同加入研讨。另外也很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刘盟赟编辑，在播客“重启试试”中，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认真真地聊起“叙事医学与创意写作”的话题。当时我跟他说，别人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你是这个世界上加上我妈妈第三个支持我的人，他哈哈大笑。在那之后，才有了我申请到“跨学科视域下的创意写作研究”青年课题的展开，和我申请复旦校内文医融合方向支持的信心。
如果说播客对我的影响，我猜想就是这样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层面。播客的受众非常年轻，且有相当部分的女性生产者和受众，反馈直接且话题多元。如今已经有专业团队进入到播客产品制作中，这让我想起公众号步入专业化的某个阶段。只希望它不要越来越无趣吧。
（作者系作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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