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阳：去邪纳祥，宜于长久

                                             文汇报  吴心怡 2024年10月11日
      
       秋意浓，九九至，又是一年重阳节。登高望远、赏菊吟秋、饮酒食糕，这些传统习俗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文化寓意？簪菊花、佩茱萸，古人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如何又变成今人津津乐道的风俗？让我们穿越时空，一起探索重阳节的渊源，领略古人重阳行事背后的诗情画意。
      
       重阳节的起源：由恶日到佳节
      
       九月九日之节的成立，与古人趋吉避凶的心理有关。
      
       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中记载：汝南桓景追随东汉著名的道士费长房学道，费长房曾告诫他说“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而应对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全家以绛囊盛放茱萸，系在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就可以躲避。桓景照做了，回家看到家中牲畜全数倒毙。
      
       这是九月九日习俗起源最重要的一条记载，今天我们过重阳节，也总是少不了这个故事中的登高、茱萸、菊花这些元素。故事中，九月九日是一个有灾的恶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桓景家中牲畜的大量死亡？无从知晓。这是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带来的灭顶之灾，从中可以感到古人面对瘟疫一类的灾祸的不安与敬畏。
      
       古人认为，奇数相比偶数更容易招致灾难，形容一个人命运不好，就叫做“数奇”。比如《史记》中就记载老将李广被迷信的汉武帝认为“数奇”，不准他与单于对敌，导致难以立功。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和九月九日一样是奇数相重的节日，也有驱邪纳祥的行事，如修禊、浴兰、躲午。九是十以内最大的奇数，在《易》学中称为“老阳”，古人相信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数字九蕴含着变动、衰落的征象。汉代谶纬之学兴盛，有“百六阳九”之说，认为逢“阳九”之年有灾异，《汉书·律历志》引《易九厄谶》：“初入元，百六阳九。”“阳九”是灾年，那么在九月九日发生一些不可理喻的祸事也是可以想象的。桓景和费长房的传说告诉人们，这些灭顶之灾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化解掉，这些方法便理所应当地流传开来。
      
       随着节日的流传，恶日的阴影淡去了。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记载了对于九月九日之节的另一种理解：“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由于九与久谐音，大众赋予了九月九日“宜于长久”的寓意，在这天设宴欢聚，祈愿长寿。这就让九月九日有了佳节的色彩。史书记载，刘宋开国皇帝刘裕还只是宋公的时候，北伐时路过彭城，恰逢九月九日，就在彭城外项羽戏马台讲武、演习射箭。他称帝以后，射箭成为朝廷九月九日重要行事，在后面几个朝代得到延续。在南朝梁的宫廷，每逢重阳节就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献寿、宴饮、骑射、集体赋诗等。到了这时，九月九日之节早已从最初的恶日，变为国家级的佳节。
      
       从先秦到汉魏，人们通常称这个节日为“九日”，而不是“重阳”。从屈原《远游》里“集重阳入帝宫兮”，到王粲《大暑赋》“重阳积而上升”，都是指亢盛的阳气，跟九月九日的节日没有关系。用“重阳节”大约始于南朝。梁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明确将九日称为重阳节。前人以数字配阴阳，将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称为阳数，二、四、六、八这些偶数称为阴数，九是最大的阳数，用“重阳”作为这个节日的美称，显示出对这个节日的喜爱。
      
       菊花与酒，重阳的最佳拍档
      
       传说里费长房传授给桓景的重阳“三件套”——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今天看来，都属于“反抗巫术”的范畴。所谓反抗巫术，就是用明显具有反抗性质的物品或行为，追求驱邪的效果。灾难流行于地上，那么就往相反的方向——高处来躲避；茱萸的气味辛辣，可以遮去不好的气味；菊花的反抗性质，则在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中有所阐述。
      
       在这年的九月九日，曹丕随书信送了一束菊花给钟繇。他说：九月属于季秋，对应十二律吕中的“无射”，他将“无射”解释为“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但菊花不一样，“纷然独荣”，这是“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导致的，所以它可以“辅体延年”，使人长寿。从中可知，曹丕送给钟繇的这束菊花，主要是当做补品来用的。
      
       这种对于菊花的认识，见于《神农本草经》，其中说“菊服之轻身耐老”，证明在服食求仙成风的汉代，菊花是重要的药材。费长房要桓景饮菊花酒，恐怕就是利用菊花在此时节“纷然独荣”的物性来达成这个“反抗巫术”。葛洪《西京杂记》中传说汉高祖时期，戚夫人曾有一侍女贾佩兰，出宫后讲述汉宫节俗，其中九月九日，是“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其行事与桓景费长房传说几乎相同。
      
       葛洪是东晋人，距离戚夫人的时代已将近五百年，这一故事或许是晋代人的附会。但也可以证明在晋代，重阳节饮菊花酒求长寿的风俗已经成型。这种菊花酒，不是简单的菊花泡酒，而是在酿造时就加入了菊花的花、茎、叶：“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著名西晋美男文学家潘岳的《秋菊赋》简直是一篇菊花酒的“广告文案”，说这菊花是“真人采其实，王母接其葩”，是深受神仙钟爱的奇花；酿成的酒“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随波”，悦人眼目；喝下去之后，“或充虚而养气，或增妖而扬娥。既延期以永寿，又蠲疾而弭疴”——能补气、美容、延寿甚至治病。古代没有广告法，也不知道饮酒有害健康的道理，便由得潘岳写了这许多溢美之词。
      
       说到跟菊花和酒相关的诗人，陶渊明排在第一，恐怕无人有异议。重阳节故事中最美好的一个，恰与陶渊明有关。这个故事记载在《续晋阳秋》中，说是在某一个九月初九，陶渊明家里没有酒，只有家附近还有些菊花生长，他便来到菊花丛中，采摘盈把，在旁闲坐。忽然望见一个白衣人携酒而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给他送酒。陶渊明便就地喝了起来，直至喝醉才回去。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序中说自己在重阳节没有酒，借赏菊来排遣，这一写作背景和白衣送酒的故事非常相似。
      
       白衣送酒的故事中有三重喜：贫中无酒而得酒，是一喜；对花思酒而得酒，又是一喜；酒是他人赠予，心意恰好相通，更是一喜。陶渊明当场痛饮大醉，洒脱不羁的风度也令人神往。所以后来的重阳节诗词，都很喜欢引用这个典故。有些是自比白衣人，如“白衣今送酒，若个是陶家”（王勃《九日》），“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有些则是以陶渊明自比，比如李白的诗“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九日登山》），“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杜甫晚年经历战乱，颠沛流离，诗中说“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复愁十二首其十一》），相比喜得白衣送酒，得以尽兴痛饮的陶渊明，还是那个困窘无钱，只能与菊花相对的陶渊明，更使杜甫共情。
      
       在白衣送酒的故事里，陶渊明试图用菊花代替菊花酒来度过重九，本为一体的“菊花酒”在此分离，赏菊代替服食，为这个节日增加了高逸之趣，采菊、佩菊、观菊等等活动都在后世重阳节俗中备受重视，乃至有了“无菊不重阳”的俗谚。
      
       唐人过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今天留存的非遗簪花，多是女子的装饰，但在唐代，重阳簪菊是不分性别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不仅要戴，还要戴得满头都是，才算尽兴，其中蕴藏着珍惜流年的心情。白居易的诗中将这种心情写得极为恰切：“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因为重阳节有求长寿的寓意，步入老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重阳节簪花的可贵，所以也不觉得将灿烂的黄菊簪在白发上有什么难为情之处了。唐人又习惯把九月十日称作小重阳，与重阳节行事相同。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说“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经过重阳节与小重阳，菊花被接连采摘，遭了大罪，让诗仙也不禁心生怜惜。
      
       大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写于重阳，下阕“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菊花不是簪在头上，而是在四周散发暗香，显出自然之美。重阳节的惯例是以菊祝人寿，她这首词却写菊与人俱瘦，意境清新而冷隽。
      
       茱萸为何成了重阳的象征
      
       菊花与茱萸是重阳节的两大象征，菊花平日也受人咏叹，茱萸却是在重阳节外很少被提及，仿佛重阳节所专属。随着城市的发展，茱萸变得少见，以至于今天在解释“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句家喻户晓的唐诗时，都很难说清这是一种怎样的植物了。
      
       《风土记》说“茱萸，榝也，九月九日熟”，将茱萸等同于榝。榝是一种《离骚》中提到的植物：“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可知这种植物气味明显，与椒近似。《风土记》中还说“茱萸到此日（九月九日）气烈色赤，可折茱萸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今天中国常见的名为茱萸的植物，有山茱萸、吴茱萸，两者都会在秋季九十月间结出红色成串的小果实，吴茱萸的气味更浓厚，是花椒的近亲，所以一般认为古人在重阳节佩戴的茱萸就是吴茱萸。曾有人持茱萸让郭璞射覆，郭璞说“子如赤铃含玄珠”，形容茱萸果实为红色，种子为黑色，又给人以蕴藏神力的联想。《建康记》又说“建康出茱萸”，看来六朝时期人们能在重阳节使用茱萸，也是有地理原因的。
      
       茱萸的气味刺激，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至少屈原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觉得樧这样一种植物用来填充随身携带的香囊是不合适的，所以才在《离骚》里用它来比喻近幸小人。人不喜欢，便设想鬼怪也不喜欢。志怪小说《异苑》记载：湘东郡的长官庾绍死后，亲戚宗协正在喝茱萸酒，忽然看见庾绍就在面前，向自己讨酒喝。但是他拿到酒杯之后，没喝一口，就还了回来，说：“有茱萸气。”宗协问：“恶之耶？”他回答说：“上官皆畏之，况我乎？”可见当时认为茱萸气味极能辟邪。也正是因此，佩戴茱萸以辟邪成为九月九日重要习俗，唐代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其三自云重阳节进山时看到“菊酒携山客，萸囊系牧童”，这是将茱萸放入香囊佩戴；王昌龄《九日登高》说“茱萸插鬓花宜寿”，则是将茱萸簪在头上。
      
       茱萸和菊花一样，既可以佩戴，又可以酿酒，又都是秋季的代表性植物，从功效上说，两者一可祛邪、一可延年，正好搭配无间，因此双双成为重阳节的象征。上官婉儿《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就用“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描述九月九日宫廷聚会时佩茱萸、饮菊酒的场面。《梦粱录》记载宋人称茱萸“辟邪翁”，称菊“延寿客”，将两种植物拟人化，更体现出对这两种植物的亲切之感。茱萸对于重阳节重要而独特，因而成为重阳的象征，有时重阳节又称茱萸节。王维在长安时所作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以“遍插茱萸少一人”感叹重阳家人团聚而自己独在异乡的寂寞。杜甫则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则感叹“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借助细看茱萸，表达珍重相聚之意。
      
       重阳登高，不可无诗
      
       九月九日登高，最初是为了远离灾难流行的大地，但是随着重阳节变为佳节，登高望远就成了一件赏心乐事，可以登山，也可以登台、登楼。
      
       前文已提到刘宋开国之君刘裕当年登项羽戏马台，《南齐书》记载齐武帝庆祝重阳节是在商飚馆，是依钟山而建的楼阁。李白《忆秦娥》词云“乐游原上清秋节”，长安城附近的乐游原，只是一块相对平旷的高地，却因为靠近都城，成为唐代身在长安者九日登高的首选。《荆楚岁时记》说“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只说是在野外，不一定是高处。大概只要是个可以游目骋怀的地方，就可以用来完成“登高”这件事，如果还能野餐，就更好了。
      
       上古就有“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之说，重阳节登高，士人免不了吟诗作文，显露各自的才情。东晋时期充满文采风流的“孟嘉落帽”典故，便与此有关。据《晋书》记载：孟嘉在桓温幕府担任参军时，为人温和端正，深受桓温器重。九月九日这天，桓温率领僚属游览龙山，恰好一阵风吹落了孟嘉的帽子。士人注重外貌，当众掉落帽子非常失礼。桓温悄悄禁止其他人提醒孟嘉，期待他发觉时的反应。但孟嘉似乎一直没有发觉。直到孟嘉如厕久久不回，桓温才命人趁此时把他的帽子取回，又命令席间以博学闻名的孙盛写一篇嘲戏孟嘉的文字，放在孟嘉的座位上，打算进一步观察他的反应。孟嘉回来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帽子遗失过，看到孙盛留下的文字，也知道众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他没有表现出尴尬，反而要来纸笔，不假思索地写了一段回应文字，让在场众人都为之赞叹。不慎失礼，上司捉弄，同僚嘲戏，在这样的窘境里，孟嘉始终冷静从容，还能用文才为自己解围，这正是魏晋时期受士人推重的“雅量”。只可惜那段巧妙的文字没能流传下来。孟嘉是陶渊明的外公，不知陶渊明的才华气度是否出自遗传。祖孙二人都有与九月九日相关的风雅趣事，是个有趣的巧合。
      
       在南朝，献诗贺九日，是登高时的常见任务。刘裕登戏马台，在场众人便纷纷作诗，其中谢灵运与谢瞻撰写的诗作被收入《文选》中。在南朝梁的宫廷重阳节诗题里，有“应令”“为某某侯作”这样的字眼，可以看出由于皇帝喜爱文学，文武官员都要献诗，谁也逃不掉，文采不足的人，便如《颜氏家训》所批判的那样，“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请人代写。天监十六年，萧子显去参加九日朝宴，众多臣子在席，只有他接到圣旨，说“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写成之后，皇帝又降旨说“可谓才子”。他非常得意，将此事写在《自序》这篇自传中。看来，座中谁最有才，谁是代笔，皇帝心里也是有数的。
      
       重阳登高属文赋诗的风气，在唐代大放异彩。千古名篇王勃《滕王阁序》，据《新唐书》所载，就是在一次为庆祝重阳节而组织的登高活动上写成的，宴会主人洪州都督本意是让自己的女婿趁此机会显露才华，却被王勃抢先。文中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与重阳节时间相符合。唐代每逢重阳节士大夫都有假期，可以尽情出游，登高聚会。今天的唐诗中，有不少以“九日”为题的名篇佳什，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九日齐山登高》等等，这些作品的诞生，与唐代的重阳假期不无关系。
      
       从九日饵到重阳糕
      
       “高”与“糕”谐音，民间认为，老人体力弱，登高对于他们来说太辛苦，则可以食重阳糕作为替代。
      
       重阳糕这一风俗大约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最早流行于民间。唐代诗人刘禹锡某次写重阳节诗，想提及重阳糕，但是遍索六经，没有“糕”字，他认为诗歌中用字不能没有出处，就放弃了。但是后人发现在《周礼疏》中郑玄已经用“今之糍糕”来解释“糗饵粉糍”，证明东汉已有“糕”字了（《野客丛书》）。
      
       北宋史学家宋祁因为这件事写了一首《九日食糕》诗：“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餈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家一代豪。”诗中不但引用了前述南齐宫廷在商飈馆过重阳的典故，还特意点出《周礼》中被解释为“糕”的“糗”字，和这位几百年前称为“诗豪”的诗人开开玩笑。这首诗也证明，到了宋代，食用重阳糕已经非常普遍了。北宋崔鶠《和吕居仁九日诗》说“买糕沽酒作重阳”，不仅用了糕字，还写得很有情味，把买重阳糕当作过节的重要准备。
      
       根据郑玄对《周礼》的解释，“糗饵”和“糍糕”同义，所以在唐代以前，重阳糕也常称为“饵”。《玉烛宝典》载“九日食饵，其时黍、稌并收，因以黏米加味尝新”，制九日饵，会添入黍子，增加时令特色。这看起来和今天西北地区的黄米凉糕很相似。《西京杂记》中则记载了江南地区的“蓬饵”，由白蓬、米粉、白糖蒸制成，在九日这天食用，号称有御乱辟邪的功效。
      
       九日饵因南北不同而有黄米饵、白蓬饵，重阳糕也是如此，总是就地取材，没有成规。《岁时杂记》记载东京开封的重阳糕通常由枣糕充当，也有添加栗子，甚至肉馅的。《金门岁节记》记载唐代洛阳人家重阳节食用迎凉脯、羊肝饼。前者，在高濂《高阳台·重九》词中有“糗糕菊酒迎凉脯”句，具体做法不详。羊肝饼据周作人考证就是羊羹本名，由豆沙与糖制成，颜色与羊肝相近，故名。
      
       重阳糕有时被装饰得非常漂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重阳糕上插有彩旗装饰。俗以为五色有辟邪作用，这种小彩旗可能不仅是为了增添美观，也有消灾纳吉的寓意。陆游诗中说“彩猫糕上菊花黄”（《壬子九日登山小酌》），这个用黄菊装饰了的“彩猫糕”，据孟晖女士考证，可能是受佛教影响，所制糕上有狮子造型，陆游称它为“彩猫糕”，可能是爱猫的缘故。
      
       对于明代的女性而言，重阳糕更意味着团圆，重阳节也成了女儿节。《帝京景物略》记载：“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已经出嫁的女性，在重阳节这天可以回娘家吃重阳糕，与从小相伴的女性亲属们相聚。未出阁的女儿，在这天也可以见到已经嫁人的姐姐、阿姨。在女子随夫而居的时代，一个女子一旦出嫁，便意味着要长期离开自己从小共同长大的亲人，仿佛从根拔起，重阳糕带来的这个相聚的机会异常珍贵。
      
       “糕”与“高”谐音，偶尔也会带来别样的意味。唐代宗德宗时，给事中袁高之子名袁师德，重阳节那天，有人拿出重阳糕，他说“某不忍吃，请诸公食”，低头良久。这是因为唐人十分重视避讳，他去世的父亲以“高”为名，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吃重阳糕了，见到重阳糕还必须表示哀悼。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借助“糕”和“高”的谐音，赋予重阳糕许多美好愿望，除了高寿，还有高升、高中，这可能是历尽千年重阳糕还受人欢迎的原因。
      
       就这样，随着传统的变迁，九月九日从一个预示灾厄的恶日，逐渐演变为一个家庭团圆的佳节，人们在这一天汇集亲友，登高远眺，畅享秋景，佩茱萸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扫清疾病和邪祟，互相祝福健康与长寿。中国文化里积极向上、敬老乐群，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特质，也将随着重阳节习俗的流传，永远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本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文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