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抱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刘恒担任编剧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曾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
文汇报 2024年8月3日
嘉宾:刘
恒(著名作家、编剧,中国文联副主席)
刘德濒(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和影视界,刘恒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所创作的《菊豆》《秋菊打官司》《云水谣》《金陵十三钗》《集结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影视剧本都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带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人物个性。他始终走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把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写进小说,搬上银幕。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巅峰对谈活动现场,刘恒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德濒就自己的创作心得展开对谈。本报获得授权,对此次对谈进行独家整理与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刘德濒: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的雪》,是谢飞导演电影作品《本命年》的原著。《黑的雪》写出了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也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的隔阂、迷茫与心灵的孤独。您当时很年轻,为何会创作这样一个故事?
刘恒:我写《黑的雪》时30多岁,文学事业刚刚起步,创作力极其旺盛,《菊豆》也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黑的雪》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写完了。
这个故事来源于我青春期末尾时,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产生的认识。那种认识虽然很肤浅,但最突出的感受是一种挣扎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为了夺取一个位置要付出极其坚韧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后,生活多姿多彩,机会层出不穷,所有人都被卷入到竞争当中去,碰撞的感觉就更激烈了。《黑的雪》实际上写的是青春期的迷茫,觉得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碰得头破血流。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挫败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觉得自己的命没有别人好。而且在奋斗过程当中,尤其搞写作的人,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任务,所有的苦难、痛苦和憋屈都需要靠自己去承担。这个时候,陪伴你的只有孤独感。《黑的雪》自然而然反映的是这种情绪,谢飞导演那时候只有40多岁,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他非常完美地在电影里表现了出来。
刘德濒:从《伏羲伏羲》到《菊豆》,从小说到剧本到电影,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故事发生地、情节走向、人物身份、人物命运结局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您既是小说家,同时又是电影编剧。您觉得小说写作和电影剧本写作在本质和技术上有些什么区别?
刘恒:坦率说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用的材料一样,都是方块字,但它们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小说写作中的文字是“砖瓦”。当作家把这个作品完成时,这个靠文字垒起来的建筑就屹立在那里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属于建造者个人。如果这个作品足够优秀,被很多人看到,那么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心里都会产生一个自己的建筑。他们可能建立一个通过文字想象的建筑模样,它跟作家的建筑有关,但又不大一样。
剧本就不同了。剧本虽然也是靠文字书写,但是它不是建筑,而是“建筑图纸”。它描绘的是线条,是尺寸,是结构,是细节,真正完成这个建筑的是电影拍摄。电影完成后,这个建筑就固定了,所有观众看到的都是一个样子,跟小说给观众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以前说电影是电影剧本的“墓志铭”,电影一旦拍摄出来,这个剧本就被埋葬了。
刘德濒:换一个比喻更好,电影剧本是电影的“设计图纸”。
刘恒:纪念碑吧,好点。
刘德濒:刘恒老师跟很多著名导演都合作过,尤其跟张艺谋导演合作了三部作品。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最近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拍的特别有电影意味的《一秒钟》《狙击手》和《影》,票房情况欠佳(分别是1.3亿、6亿和6.2亿),却受我们电影专业人士的欢迎和推崇;而另外一些作品如《坚如磐石》《第20条》和《满江红》,票房非常好(分别是13.5亿、24.5亿和45.5亿),但被某些观众戏称电影大师在拍电视剧。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刘恒:我对张艺谋导演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
早年他就有电影创作要以文学为基础的意识,所以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翻阅各种刊物。翻到能触发灵感的材料,他就马上让助手去联系作者。《秋菊打官司》原著是安徽作家陈源斌的短篇小说《万家诉讼》,当时张艺谋看了小说后,马上让制片主任飞到北京来找我,说要改这个作品。我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剧本。
张艺谋始终对自己的职业特性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他的策略是值得推崇的。
有很多朋友因为环境不符合自己内心的期许,停止了职业上的进取;还有朋友拍了一部不太受欢迎的作品之后,就想筹备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有时候一筹备就是四五年,时代风向早变了,作品又落伍了。
而张艺谋,我觉得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他始终在往前走。骂就骂,失败就失败,跌倒爬起来接着往前走,在行动中纠正自己艺术追求上出现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