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山丘河流，找到回家的路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扎琼衣扎/丹增巴桑/徐蓓 日期：2024-08-02

激荡的黄河在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镇与白河交汇，在无边的绿翠之上勾勒出黄河九曲第一湾

扎琼衣扎是一位来自四川若尔盖大草原的纪录片导演，丹增巴桑则是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的一名司机。他们都是普通的藏族人家的孩子。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曾想过离开偏远落后的家乡，但是，走过了山丘河流，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请听扎琼衣扎和丹增巴桑分别在“一席”演讲和TELL故事演讲活动中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为了让沙漠变成草原

扎琼衣扎

跟着叔叔治沙

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和环保人，也是一个牧民。我出生在四川若尔盖大草原，草原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若尔盖湿地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中国三大湿地之一；第二，黄河30%的水来自这里；第三，若尔盖大草原也是川西北最大的草原。作为一个牧民的孩子，我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去放牛、放羊。若尔盖大草原非常美，湖泊也非常多，我和朋友们经常在湖泊里玩水。

自从上学以后，我逐渐远离了在草原上的放牧生活。2010年，我的父母搬到牧民定居点居住，那里成了我们的新家。

2012年的时候，我退学了，想去外面打工，不愿意留在家乡。那时候只要留在城里，即使无所事事，大家也会认为你很有面子。而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叔叔扎琼巴让。春节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家，他对我说：“衣扎，你现在没什么事情干，跟我一起工作吧。”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但我答应了。

那时他在家乡与牧民一起致力于沙化治理和生态修复已经有2年时间了。我的家乡当时是四川沙漠化最严重的地方，我跟着叔叔去当地牧民家里采访和拍摄，他们都说：“牧民靠牛羊，牛羊靠草，草靠这片土地。这片土地都变成沙漠了，我们怎么办？”我记得有一个牧民对我说：“我这辈子可以在草原上生活，但是我的子孙可能无法留在草原上了。你看，沙漠快要掩盖我的房子了，我的饭碗里全是沙子。”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我以前上学时每年都回家，但在2012年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沙化问题如此严重。如果沙漠化这样继续下去，牧民就会失去家园。一样的，我也会失去家园。所以，我决定和叔叔、和这些牧民一起为草原生态修复做点事情。

不只是因为过度放牧

以前，课本里一直提到，草原退化的原因是过度放牧。但是，我跟着牧民、跟着叔叔进行沙化治理的时候，我发现不完全是这样。除了过度放牧，湿地排水、挖矿、耕地以及消灭鼠兔、网围栏，这些都和草原退化有关系。

先来说说湿地排水。四五十年前，因为生活贫困，大家只想着如何吃饱肚子。那时候牧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牦牛，而牦牛靠吃草生存，于是很多人觉得若尔盖湿地的水太多了，就直接把湿地的水挖沟排到黄河里去，这样草原面积会大一些。但是，湿地干旱之后变成了黑土滩，土地慢慢就沙化了。

挖矿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挖矿最怕下雨，一旦下雨矿洞便容易坍塌，洞里也会积水。所以，人们为了阻止下雨，会直接向天上发射炮弹将乌云驱散，尽量不让降雨。这样做的后果是，山地全部裂开了，牛羊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把里面的沙子翻了出来。

耕地也是一样，牧民觉得牛羊要长到一两岁甚至3岁才能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太慢了，不如直接把部分草原变成耕地，那样每年都会有收入。草原变成耕地后，青藏高原的草皮变得非常薄，地下全是沙子，一旦蔓延开来，需要几百年才能修复。

以上这些都是人们将农耕文化的思路带到了游牧文化中，造成了草原的退化。

牦牛的作用

我们做沙化治理已经有14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沙化治理谁都可以做，但是要让沙漠真正变成草原，牧民和牛羊是不可缺少的。

我和叔叔不是什么生态专家，刚开始进行沙化治理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来指导。他们说，沙漠里要种树、种草，所以我们第一步是种草，第二步是种树。

我们用了两种方式种草。一种是条播，就像耕田一样；一种是撒播，直接把种子撒在沙漠里。但是，种子撒在沙漠里会出现问题，要么风一吹，种子就被吹走了，要么太阳一晒，种子全被晒死了。怎么办呢？当地的牧民建议说，种子在沙漠里埋一截就好了，可以把牦牛赶过来让它们进行踩踏，把种子埋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撒播工作一下子变得容易起来，我们撒下种子，拉牦牛过来踩。其实，在牧民的传统中，他们一直都是通过牦牛的踩踏来保护草原的。

除此之外，牛粪也是很好的肥料。据统计，一头牦牛每天晚上拉两个牛粪，一个牛粪3斤多。于是，我们把牦牛圈在沙化治理区域内，1000头牦牛每天晚上就能生产6000斤牛粪，这样我们不需要花钱去买肥料，也不需要人工去撒肥料。有了牦牛，种草的工作变得非常容易。

沙漠要变成草原，后续的管理也非常重要。比如，第一年、第二年草长得特别好，但是到了第三年、第四年，你再走进草原的时候就会发现，鞋子一踩便会陷进去。那是因为草根全部退化了，草原变得像馒头一样松软。

什么样才是合理的后续管理呢？第一年在沙漠里种草后，第二年一定要适当放牧。很多人不理解，好不容易种了草，为什么要让牦牛去吃草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城市里的公园每年春天都要割草、撒肥料，而青藏高原几千年没有割过草、撒过肥料，都是靠牛羊吃草、拉牛粪来完成的。

那么，为什么只放牦牛，不放马、不放羊呢？我们也很好奇，于是去问了那些牧民。他们告诉我说，羊的嘴巴是非常尖的，它吃草时会连草根一起拔出来。马的嘴巴更凶，它吃不了草的时候，还会用蹄子挖掉草根。相比之下，牦牛是没有上牙的，它吃不了草的时候从来不会用蹄子挖掉草根，而是用舌头舔着草。

原来，对草原最温和的动物是什么？是牦牛。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知道牦牛对草原、对牧民有着如此大的作用。

把各方经验集中起来

在过去的14年里，我们成功地让14000亩沙漠变成了草原。但实际上，我们做得很少，大部分工作都是和很多牧民一起做的。

201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叔叔甚至连像样的治沙工具也没有。那时条播种草需要工具，他就自己定制了一个，发现把子太短了，牧民都说用着腰痛。第二年，把子做长了，牧民又说这个工具顶部太大了。第三年，顶部又太小了。直到第四年，我们终于做出了最好用的工具。后来，我们把这些工具和我们的经验一起，全部传给了生态修复基地。

把各方的经验集中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每当需要进行沙化治理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出发，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14年的经验上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生态修复，投入了大量资金，做生态修复的项目很多，然而，因为缺乏经验积累，导致每个项目常常是从零开始。所以，经验丰富的当地人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经验推进工作，做到事半功倍。

对于沙化治理的措施，我叔叔已经做到极致了。那么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就想，也许我可以把这些事情传播给更多的牧民。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拿起摄像机，用镜头记录沙化治理。

比如，我拍了一部关于沙化治理整个过程的纪录片，给当地牧民看。当我把沙化治理的过程放映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原来牦牛自己家有，种子也可以自己收集，这些方法自己都会。于是，他们就会自己行动起来，为草原做点事情。这就是纪录片的教育功能。

还比如，讲到草原沙化，有人认为这和鼠兔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我就把镜头对准了鼠兔。在镜头里，我们看到黑颈鹤吃鼠兔，狐狸也吃鼠兔。后来我更加深入地拍摄才发现，在青藏高原上，吃鼠兔的动物包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共有30多种。鼠兔为什么这么多呢？其实，牧民杀鼠兔有40余年的历史，一开始大家觉得鼠兔吃草，就给它放毒药。那时候的毒药毒性非常强，鼠兔吃毒药后死了，它的天敌吃了鼠兔后也被毒死了。但是，鼠兔的抗毒性非常强。今年的毒药它能扛过来的话，明年再放毒药就没有用了。而且，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一年繁殖两次，一次生3到6个崽。而它的天敌生长速度慢，于是，它的数量又慢慢多了起来。

这些都是我在镜头里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拿起摄像机来记录非常重要。

用镜头展现家乡

2015年，我们开始带动当地的15位牧民一起拿起摄像机记录家乡。他们可能和我们语言不通，但通过摄像机，他们可以把想说的话展现给全世界。

我们现在一共拍摄了40多部纪录片，全是关于家乡的。我自己也拍了7部纪录片，其中我非常喜欢《小鸟》这部片子。《小鸟》是关于一个贫困的牧民家庭的。这个家庭的交通出行一直靠一辆车。有一次，这辆汽车放了7天没有开动，等主人想把车开走的时候，突然飞出了一只小鸟。主人很好奇，打开前车盖查看，发现里面有一个鸟巢和4只小鸟。他们家比较贫困，牛羊也不多，加上92岁的老人和1岁不到的小孩，总共五口人，都靠这辆车出行，维持生计。但为了这窝小鸟，他们把这辆车又原地不动地停放了一个半月，直到小鸟飞走后，才把车开走。

《小鸟》讲述了牧民是怎么看待生命的。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非常多，我希望通过记录真实的生活，展示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这些纪录片拍摄完成后都会在当地放映。在拍摄前，我们问牧民喜欢看什么片子，他们有说关于马的，有说西部片的。当我们把拍摄牧民的纪录片放映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相互会说：“哇，你很帅”“你的马很漂亮”“我们的家乡这么美”。大家可能认为牧民没什么文化，但我们用镜头给了他们自信和尊严，把他们对草原的努力回馈给他们。我想，这才是记录的真正意义。

我们藏族人有这样一句谚语：“大地庞大，但唯有家与亲人。”意思是说，大地非常广阔，我们一生都走不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就这么小。我的家乡嘎沙村在地图上很难找到，但我只有这一个家，只有这些亲戚和朋友。所以说，全世界什么都不缺，就缺两样东西——一个是家乡，一个是亲人。

过去的12年，我都和家乡的亲人们在一起，都在为家乡出力，将来我也会和他们一起继续走下去。

一个远方的家，融合你们和我们

丹增巴桑

村里和村外

我是一个藏族人，藏名叫丹增巴桑，汉语名字叫和玉龙。我来自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是一名驾驶员，为其他地方到云南、西藏来的游客们开车。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藏族村落，叫克那村。我们的村子在大山里，交通不是很方便，不过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了解。因为，有很多游客读了《消失的地平线》（1933年4月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创作的长篇小说）后来到香格里拉，他们大部分是外国人，背着很大的包，拿着相机在村子里东拍西拍，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说什么。

我们村里有一位长辈，他叫白玛多吉。那时候他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工作，每隔两三年会回家陪陪父母，住上一段时间。他经常在村里散步溜达，他个子很高，话不多，但很有礼貌，讲话的声音很柔和，他会和村口聚在一起的老人们聊天，见到小孩也会打招呼。

他的存在让我们有了一丝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的念头，但是，我们都认为自己不够聪明，没有文化，最终是不可能走出去的。

在外面兜了一大圈

我上完初中就不再继续念书了，但我抓住了当时仅有的机会，走出村子去了外面的世界。

18岁的时候，我报名参了军。当时，来香格里拉招兵的有重庆、普洱两个地方，我自己对大城市很憧憬，想去重庆，但父母不同意，他们舍不得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最后我就去了普洱。虽然离家乡没多远，但总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在部队里，相对于平原上的战友，我的训练成绩要好很多。我第一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第二年被选为副班长、代理班长，还荣获了一次集体三等功。

从部队退役后，最好的工作是当公务员。我也去考了一下，但是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当时连电脑都没用过，所以没有考上。刚好那两年我大哥大嫂盖新房，按照藏族的传统，家里的老大当家，他们要负责照顾父母，于是他们把父母接走和他们一起生活。祖屋就留给了我，他们还筹了4万多元钱给我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运输。这其实是当时大多数藏族年轻人的一条出路，在家种地的人很少，因为青稞产量低，养活不了自己，一定要外出谋生。

当时村子附近有个很大的采石场，很多同龄人也买了大货车在采石场跑运输。因为当过兵、有一点文化，所以他们选我当管理员，每天管理运输车辆，帮大家核对单子，结算运费等。最多的时候，我要管理80多个人。我很喜欢车，采石场的灰尘很大，别人的车都是灰头土脸的，但我会不断地打扫，我的车任何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一开始跑运输生意不错，但是后来，石料的生意越来越差，很多司机都选择了改行。我属于比较晚改行的，我卖了货车，换了一辆旅游车，找了一个开旅行社的朋友合作，他负责接团，我开车带游客们去景点。

村里的人认为，我跑旅游比别人有优势：第一，我脑子不笨，会算账；第二，我的汉语很好，能听得懂别人说什么，没有沟通障碍。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此。

以前，旅游业竞争非常厉害，大家都采用低价的方式来竞争。这么低的价格怎么能赚钱呢？必须想方设法带游客去购物，但这并不是我想做的。在我看来，这些来旅游的人，也像家人、朋友一样，是远方来的客人。所以，生意不好，赚不到钱，我不开心；生意好了，游客们买了很多不太值的商品，我也不开心。

就这样干了几年，我终于决定放弃，我想回到村里去。

有了第三种选择

促使我真正回到村里的原因是，除了考公务员、到外面去做生意外，我还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去村里的酒店——松赞酒店上班。

这个村里的酒店，是在我们全村人的注视下一天天建起来的。它的创始人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村里的长辈白玛多吉先生。

2000年，白玛多吉先生在自己的祖屋上改建了第一家松赞酒店——松赞绿谷酒店。当时，我们村里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外面挣到了钱，于是翻新自己的老房子，谁也不知道那是一家酒店。而且，我们觉得酒店都是在城里的，在村子里的酒店，谁会来住呢？

为了建造酒店，白玛多吉先生的表弟旺堆父子当时帮着挖石头，用拖拉机运到我们村子里来。旺堆和我的关系很好，他告诉我：白玛多吉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他见多识广，见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酒店，于是他自己动手设计，把当地的材料和我们藏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建造有藏族特色的酒店。他想让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不仅能够看到美景，还能够在酒店里体验最原汁原味的藏族文化。

我2004年退伍回来的时候，松赞绿谷酒店就已经开业了。旺堆在白玛多吉先生的支持下，到上海、北京、拉萨等多地学习了餐饮技艺，成了酒店餐饮部的副总经理。酒店里的服务人员大部分都是村里的人，还有一些是周边村子的人。村里人都没有把这个酒店当成外来的事物，而是村里的一部分。

2021年，我在外面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了这个村里的酒店工作。这时候，松赞酒店已经从云南香格里拉，沿着茶马古道，沿着滇藏线，开到了藏东和拉萨。围绕着喜马拉雅山脉和三江并流区域，松赞酒店开了很多系列酒店。这些酒店都保留了所在村落的民族元素，它们提供给游客的不仅仅是一张干净的床或是一顿美味的食物，而是一个远方的家。这正是我们藏族人流传至今的理念。

酒店更像是一个家

松赞酒店所有的员工都称白玛多吉先生为“老大”，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大家都跟着他家的弟弟妹妹一样称呼他。而他对待员工的方式，也像家里的老大，对弟弟妹妹们负责，要帮助他们走正道，过上好日子。

松赞酒店大都建在藏区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往往都比较偏僻，周边的村庄也很穷。可以说，松赞酒店帮助村民逐渐过上了好日子。除了雇用村子里的人工作外，部分松赞酒店还会根据酒店的收入给村里分红，像我们松赞南迦巴瓦酒店，去年一年就分给村子里140多万元。我开车碰到这些村子的村民，他们都会对我说：“哦，松赞，好！”

那些像我一样没有多少文化、觉着自己不聪明的山里的孩子，都能在松赞酒店找到工作。这里不仅提供工作，更像是一个家。我的一个好兄弟现在是松赞冰川区的副总监、松赞波密林卡的店长，他叫七林培初，很多人叫他“牦牛”。七林培初刚进松赞酒店时是个十足的问题小子，喜欢喝酒，喝完酒就打架，对这样的人，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有一次，他喝酒后打了7个人，影响很大，酒店不得不开除了他。但是，白玛多吉大哥没有放弃他，找他谈心，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终于慢慢醒悟，彻底戒酒，开始把心思都用到工作上来。

像他这样的人，松赞酒店里有很多。按说这么好的酒店，应该由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来管理，但是松赞酒店坚持用当地的人、村子里的人。他们也许学习起来很慢，但是他们都会像对待家里的亲人那样用真心来对待客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松赞酒店里当司机，每天带着客人去看藏区最美的风景、了解最纯粹的藏族文化。再也不用带客人去购物消费，这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工作也很积极，我的考核成绩在车队里一直排在第一名、第二名。我也愿意敞开心扉，把我所知道的藏族人的生活与游客们进行交流，分享给他们。

在这样的像家一样的氛围中，客人们也愿意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与我分享，我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发现，无论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在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冲击，都有自己的困惑和迷茫，我们都在寻找更好的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方式。

我很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那些走出去看世界又把世界带到我面前的游客，他们让我不需要离开家也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我也会在工作中把这世界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