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长城故事 弘扬长城文化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顾正云/黄振萍 日期：2024-05-28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智慧与汗水

长城纵横四万里、跨越两千年，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万里长城不是一朝一夕修成的，从它的雏形到最后完成，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它的早期工程，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互相防御，开始在领土上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保护中原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维护秦王朝的统一，又进一步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不仅把过去的各段长城连接起来，还增建了许多部分，蜿蜒一万余里。后来，又经过几个朝代的修补和增建，使长城规模更加宏伟，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目前，战国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赵长城、中山长城、燕长城、秦昭王长城都有遗址存在；战国之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东魏长城、北齐长城、辽长城、金长城、明长城也都有遗迹存在。一段时间里，长城保护以明代长城为主，其他朝代的长城较少涉及。这显然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没有真正守护好长城，也不利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

不过，长城也不是“越长越好”。学术界认为，将边壕当作长城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误读。在辽金时期，北方草原上挖掘了多条壕堑，以阻止骑兵逾越。由于相关区域多沙，不宜修筑长城，故而挖掘壕堑。《金史》明确将其称之为壕、壕堑或界壕，在壕堑附近筑有城堡以屯军，由壕堑和城堡组成完整的边防体系。

王国维在《金界壕考》中指出，金代只称之为界壕、边堡，后人才把边壕称作长城。这种叫法，不仅违背了历史记载，还混淆了长城与边壕的界限。长城与边壕在构造上是不同的：长城是在地面上修筑的高墙，以墙体阻止骑兵前进；边壕大体是在地下挖掘的深沟，以壕堑阻止骑兵逾越。将边壕说成长城，如同将天险列为长城一样，只是为了增加长城的数量，而不是真正地守护好长城，更不利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

防御与进攻

以400毫米降水线和长城为界，北方游牧部落对长城内的农耕民众通常具有天然的军事优势。

《史记·匈奴列传》这样描述游牧部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司马迁进一步概括游牧部落的特征：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彪悍。关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宋人柳开还曾作诗云：“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在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及公元前3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及亚洲内陆边疆出现了“突然并广泛的修筑长城运动”。大部分长城，里面夯土堆积，外面包砖修建，且多依山势而建，骑兵难以翻越。从军事爆发力、冲击力来看，修筑长城防御工事有助于缓冲、消解、预警游牧部落对农耕区的军事冲击、武力破坏，在军事上起着防御与保护作用。特别是，长城各段设置巡逻哨所、烽燧台（有敌在夜间举烽火，白天则起狼烟），且重兵分段驻守在长城军事要道南北，以确保相互照应。

汉代桑弘羊从经济的角度论证过修筑长城的必要性：“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汉武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

之后，经过历代改进，长城的防守警报系统日益完备，长城内外的军需供应、屯田以及必要的进攻战术战略也日趋完善、严密。长城附近的驻兵还时常轻骑突击，或者数路包抄，或者派出小队刺探情报。

因此，从军事战略战术来讲，建筑长城并不是秉持纯粹的消极防御、被动防守思想，而是兼顾了防御与进攻两个方向。在长城的使用上，历代根据不同的军事形势，多采取攻守相兼的灵活策略。正如美国学者狄宇宙所提出的，建筑长城的这些地区“在战略上具有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

特别是，对山口的控制和对河津的控制一样重要，都能阻止敌军的前进，保证自己军队的顺利通过。更有甚者，这些墙像道路一样，能够提供逻辑上的永久性防御设施，便利于交流和交通。

交往与交流

由于长城的军事工程性质，常常使人误以为：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时刻处于敌对乃至战争状态。甚至认为，修筑长城是一种封闭意识，是拒绝与外部交往的保守象征。不可否认，古代的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源竞争关系，甚至有剧烈的冲突。但在大多数的年份里，农耕区和游牧区是处于和平状态的，彼此跨越长城进行贸易、互通有无。

仅从长城的修筑来看，不仅汉族进行了修筑，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也参与了修建。

长城的修筑与守护，客观上促进了人员流动。被动的，如历代政权移民的安置、军队的驻防与屯戍、官吏的派遣等；主动的，如东汉末年大量民众为了躲避战乱，从山东、河北、陕西等地逃往长城以北，同那里的鲜卑、乌桓等部族杂处，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者。辽、金、元时期也有大量的人口前往长城以北，如辽代都城临潢府为从河北等地迁去的人特意开辟居住区——汉城。

与人员往来相伴的，还有生产、生活物资的交换，进而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更持续的互补与调剂。明代诗人穆文熙在《张家口》诗中写道：“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当时的市场不仅有官方的，如茶马互市、榷场贸易等，还有民间的民市、月市、小市等。虽然后者的规模和范围较小，却十分热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可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这种交往与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中原地区的金属冶炼工艺、金属制品、养蚕技术、丝绸等流向长城以外，长城以内的民众则从游牧部落那里购买马匹、耕畜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传统上，牧民的生活以食肉、饮奶为主，饮茶有助于解腻和新陈代谢。《宋史·职官志》记载，“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由此，茶马贸易成为农耕区和游牧区经贸往来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样的双向交往与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创造了坚实的条件。

团结与融合

古往今来，长城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诉说着和平与安宁的期盼，诉说着兼容并包的气象。能兼，则心灵具有开放性；能容，则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元气。在兼容中创造，才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创造。

传统中国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观念，正所谓“大地间有华夷，犹天地之有阴阳，有此必有彼，决无灭绝其类之理”。西汉大将军卫青、霍去病连续出击匈奴，致使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降汉，被安置于朔方、云中一带。同时，从关中移民70多万充实塞外，发展边疆经济。自此，从中原北移的人民与降汉匈奴部落在朔方、云中共同生活，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王昭君出塞是中华民族和睦、融合的重要事件。昭君出塞，常被认为是西汉早年和亲政策的延续。但此时的形势是“汉强匈弱”，不存在用和亲来换取和平的需要。王昭君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寓意是让匈奴获得安宁的王后。她不仅适应了匈奴的生活，还将中原文化传给匈奴，受到了匈奴人民的爱戴。

长城边的张掖城，也是民族和睦友好的重要见证。《隋书·西域传序》记载：“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隋大业五年，隋炀帝在张掖城与西域诸王会盟，“引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使者陪阶庭者二十馀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这一盛会，不仅有隆重的宴请，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易，商户络绎不绝，人群延绵数十里。此举进一步密切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也让丝绸之路更为繁荣。

可以说，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都是错误的。长城文化，长城故事，就是农耕社会与游牧族群“行动与反行动，碰撞与反弹”，是“不断交融共生并发展着的”。“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团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