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王朝的兴衰与是非

                                    文汇报 2024年5月14日 李金哲
      
       中国人品评古代王朝，每每以秦汉并举、明清并称，而将汉与清对标的，实属少见。但其实，西汉的“汉武盛世”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而且，汉武盛世奠定两千年帝制，康乾盛世则将帝制推向巅峰，更使两者相映成辉。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的《盛世：西汉 康乾》一书，以这两段盛世发育、壮大和衰落的过程为主线，全景描绘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及潜在危机，勾勒出两千年帝制的是与非、正与反。
      
       从分封制到家天下
      
       以秦始皇统一为标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先秦”和“后秦”两个阶段。先秦时代实行分封制，诸侯虽供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实则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经过春秋战国550年的征伐与并吞，天下乃归于秦。秦废除分封制，代之以帝制，向各地派出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后2100多年，帝制绵延不绝，直至21世纪初随着清朝覆灭而告终。侯杨方因此将这段漫长的时期统称为“后秦”时代。秦朝影响之深刻、深远，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帝制的王朝，秦朝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秦灭六国的战争非常残酷，给六国民众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其次，秦法以严苛细密著称，令六国民众深感不适。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没有予民休息，而是痴迷于创造丰功伟绩，让民众苦不堪言。
      
       秦始皇死后，起义军蜂拥而起，推翻秦朝。随后，各路义军中最强的楚霸王项羽自居天下共主，分封十八路诸侯，以这样的形式“复活”六国。
      
       后世批评项羽开历史倒车，实际上这是历史的惯性。秦朝存续仅十余年，大一统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很多人觉得还是分封好。况且人们对秦朝的暴虐统治记忆犹新，连带着对帝制怀有恶感。重拾分封制，为人心所向，并不以项羽的意志为转移。
      
       对此，刘邦非常清楚。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朝。新生的汉王朝存在七个异姓王，他们都是在楚汉相争中帮助刘邦消灭项羽的功臣或诸侯。侯杨方指出：“汉高帝的分封诸侯是尊重现实，尊重实力，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中央集权。”刘邦又分封自己的兄弟、儿子为同姓诸侯，以为钳制。
      
       人们常说“汉承秦制”，可如上所述，创建之初汉朝并没有实行秦制（即帝制）的条件。当时全国共有62个郡，中央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15个，其他分属各诸侯国。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尚不及国土面积的一半。
      
       从这个角度说，刘邦也是天下共主，只不过更强势。此后刘邦将异姓诸侯悉数翦灭，与群臣立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确立了独尊刘氏的“家天下”。这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不过，刘邦之所以成功，仰赖的是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这意味着皇帝必须与他们分享权力，因此，汉初的家天下和纯然的帝制是不同的。
      
       奠定两千年帝制
      
       从权力结构看，汉初的家天下类似于某种混合政体。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体现为浓厚的分封制因素，即同姓诸侯的存在。汉文帝刘恒曾采纳贾谊的建议，拆分出17个诸侯国，削弱其力量。在中央内部，汉文帝倚重以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功臣集团。这决定了汉文帝清静无为的执政风格。他减轻人民税赋，废除残酷刑法，种种举措都是对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构成的基本盘表示尊重。独尊刘氏的家天下也因为汉文帝的审时度势站稳脚跟。
      
       及至汉景帝当政，采用晁错的策略，以强硬姿态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平叛后，汉景帝趁势取消诸侯管理封国的权力，命其转交给朝廷任命的内使。这从根本上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不久，汉景帝又逼死开国元勋周勃之子、平定七国之乱的主将周亚夫。此举难免“兔死狗烹”之讥，但客观来讲，打击了功臣集团，强化了皇权。
      
       至此，汉初的两大立国之基——同姓诸侯和功臣集团，均被严重削弱。家天下的内核加速度向帝制转型。接下来，该轮到汉武帝登场了。
      
       汉武帝在位54年，凭借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成绩彪炳史册。侯杨方则注意到为人忽视的另一面：真正的帝制正是汉武帝锤炼成型的。其中值得重点一说的，是用“内朝”攫取权力。
      
       汉初，皇帝垂拱而治，政务交丞相打理。而丞相代表世家大族（从功臣集团演化而来），所以这种模式实为世族与皇帝共治。汉武帝亲政后设尚书台，规定臣下的奏疏先给尚书，由尚书呈交皇帝，接到皇帝意见后传达给丞相执行。而尚书大多来自平民，与世族的利益有冲突。这相当于从行政程序和人事关系两个维度把丞相架空了。尚书之外，武帝身边还有侍中、散骑、郎中令等。这些人形成“内朝”，抗衡甚至取代丞相领衔的“外朝”。武帝的宠臣如卫青、霍去病、霍光，皆出身侍中，而权势远超丞相。
      
       理顺汉武帝的行为逻辑，就能理解他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经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提倡忠君思想，为帝制提供了合法性。诚如侯杨方所言：儒学中的尊君、大一统观念与汉武帝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大权独揽、君临天下、四夷臣服的天子，创造一个空前广大、强盛的大一统王朝”。
      
       汉武帝的遗产为历代统治者所承继。当然，他们也承继了内生的诸多弊病。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是由秦始皇开启、汉武帝奠定的。后世并称“秦皇汉武”，良有以也。
      
       帝制与大一统互为表里
      
       《三国演义》有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纵观过去的2100多年，分分合合是常态，但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分久必合是最终归宿。而大一统依托于帝制，在此，帝制发挥着正向作用。
      
       但弊病也不容无视。例如，皇帝仰仗内朝，固然压制了外朝，可沾染了权力的内朝难免“异化”，反过来威胁皇权，造成政局动荡。皇帝和权臣冲突的戏码屡屡上演，且愈演愈烈。究其根源，是皇帝与世族的共治体系颠覆后，皇权不容其他势力分享，更容不得侵夺。围绕权力的争斗变得绝对化——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通常皇帝会笑到最后，毕竟皇权凝聚的资源和威望是臣下难以企及的。这就导致“以一人治天下”的格局。而将国家兴亡系于一人，风险系数极高。我们经常看到朝政在昏君、暴君手上一团糟，招致亡国之祸。哪怕汉武帝、唐玄宗这样的雄主，晚年也昏招迭出。汉武帝激起巫蛊之祸、唐玄宗酿成安史之乱，皆为显例。
      
       这方面解决得相对成功的，当属清朝。这也是侯杨方将康乾盛世与西汉盛世并列的原因之一。论起来，两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如同“汉承秦制”并不准确，“清承明制”的旧说也有失偏颇。我们知道，明代出了不少性格怪癖、贪图享乐的“奇葩皇帝”，将帝制的负面因素发挥到极致。与之相比，清朝皇帝的勤政程度堪称历朝之最。乾隆说，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和自己都“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确非虚言。
      
       清朝皇帝的勤政，使其避免了内朝反客为主、侵夺皇权的状况。这是对汉武帝倚重内朝传统的一次升级。由康熙设立、雍正完善的密折制度，让皇帝绕过官僚机构，直接从各级官员那里了解下情并布置任务。康熙开创的南书房、雍正设置的军机处，则让皇帝透过机要秘书班子处理军政国政。及至乾隆即位，中央集权已然登峰造极，使他得以完成“十全武功”，包括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廓尔喀之役等，当中固然有吹嘘成分，但确实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于此，侯杨方做出评价：“西汉标志着大一统王朝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王朝的标准与认同；清朝是两千年帝制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远、巨大，都超过了其他时期。”
      
       这一论述，揭示了帝制与大一统王朝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
      
       帝制衰亡的再思考
      
       所谓盛极而衰，在经历长达130多年的康雍乾盛世后，清朝衰落，帝制亦进入尾声。其原因何在？近代以来，相关分析汗牛充栋。侯杨方则从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入手，试图指出深层次原因。
      
       他认为，乾隆中期，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量、人均产量均已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而人口仍在持续增加，“因此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会爆发”。换言之，中国已经陷入了人口增长快于财富积累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农业经济的结构下，除了以饥荒、战争消灭多余人口，别无出路。这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西汉模式”所无法突破的循环。事实上，若不是乾隆后期大规模种植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养活了大量人口，19世纪中叶那场致使千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或将提前降临。
      
       可见，即便像清朝皇帝那样充分运用帝制的正资产，依然逃不脱王朝循环的命运。此后，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连帝制本身也遭到抛弃。
      
       其实清朝本来是有机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明末，传教士将近代科技带入中国，影响逐渐扩大。康熙本人就跟着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物理、音乐等，并且擅长使用望远镜及各类测量仪。康熙还把这些知识教给皇子，雍正便是他的学生。考虑到同时期的欧洲正是利用科技突破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不妨大胆假设，近代科技如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将发挥作用。
      
       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侯杨方认为，症结在于“皇帝只是将欧洲的艺术、器物、学科当成了宫廷娱乐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可以带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这不无道理，但实情应该更加深沉。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冯震宇提供了微观而新颖的视角。在新著《明清火器技术史论》中冯震宇指出，明清鼎革之际，明军率先引进鸟铳、佛郎机、红夷大炮等西方先进火器，以争夺战争主导权。然而受制于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军纪涣散等因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相反，满清统治者在认识到先进火器的威力后积极引进、铸造，培训相匹配的军事人才，很快反超明军。在明清战争中，火器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满清的看家本领“骑射”。清朝立国后的历次战争，从平定三藩之乱到平定准噶尔之役，清军的主战武器皆为火器。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康熙和乾隆都不排斥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因为他们知道，先进火器的背后是数学、物理和化学。
      
       新近研究表明，乾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超乎后人想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指出，乾隆构筑了一张“欧亚情报网”，对哈萨克、布哈拉、爱乌罕等中亚政权，缅甸、暹罗与苏禄国等东南亚诸国的信息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对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有一定了解。他甚至从身边的法国传教士那里获悉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可悲的是，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域外信息，都被乾隆牢牢攥在手心，连近臣、皇子都鲜有耳闻。这阻断了新知的流通，也使清朝错过转型契机。
      
       后人只能推测，乾隆是担心这些知识和信息会颠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天下观，还会开启民智，使“下愚”变聪明，增加“上智”的管理难度，而这可能动摇帝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基础，因此，必须由“予一人”垄断，绝不外传，连亲儿子都要蒙蔽。传位嘉庆后乾隆于幕后操纵，表示“大事还是我办”，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因此，帝制走向衰亡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