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汪涌豪

“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此话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当下”“经典”与“重读”。乍看每个词的义界都很分明，其实彼此间的关系联动，仍含藏有许多深意需要阐明。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拿这个题目来作讨论的原因。

当代人的困境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经济高企赋予物质无远弗届的力量，使得与之相应的一系列世俗原则严重挤压了意义与价值的存在空间，阅读、尤其经典阅读因此不再被视为可助人成长的精神资粮。而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和融媒体发展造成的传播的虚拟化倾向，更让读书易为读屏，经典、尤其传统经典因此在新一波娱乐化、碎片化的“轻阅读”风挤压下，成为最先被大众舍弃的对象。及至当下，消费降级带来的种种无力感和不确定感，让许多人开始感觉到物质力量的边界效应在递减，进而意识到人虽不能超脱世俗日常，但天地本宽，忙者自促，要摆落汲汲营求的功利，变茫茫无着的无助空虚为有自尊、能自主、得自强，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终使克服冗余需求、尝试简单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目标追求。

但遗憾的是，在与社会及自己和解的同时，富含人生智慧与觉解的传统经典并没有因此重新被人唤回，尤其与一味恬退顺应相对待，其所揭举的那种力行无倦、勇猛精进的心性砥砺与人格淬炼，并没有因此成为人应对个体无力感与失落感的精神动力。即使有人意识到它的核心充溢着这种力量，也因为受过往种种粗鄙化改写及类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确打开并进入的方法。所以，当太多人为自己虽拥有信息却缺乏知识、虽拥有知识但缺乏价值感到苦恼，重新从传统经典中找回初心，以灌溉生命，就成了社会普遍的心理诉求。、

经典的力量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念，不仅积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更有超20万种的存世规模。今人习惯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为经典自然无错，但置身于当下的语境，不能认为经典由几部书建构。诚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经典，但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诸子百家，林林总总，也是。

上世纪，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以为其中最基础的书目“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同时唐文治论读经，称其“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若结合当下语境稍加展开，则正如中国人从来即事言理，传统经典从一开始，就选择走一条实践性而非论理性的道路，强调实行实功，经世致用。《诗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说，孔子援鲁史制《春秋》，以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六经为始源的传统经典，其初始原型都是历史事件和经验，皆如此。此所以朱熹《中庸章句》称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古人有志于学，因此又如方苞《传信录序》所说，都自觉“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落实到其看重的经与史，则如苏洵《史论上》所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总要在畅明事理。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学诚《文史通义》讲“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阅读传统经典，无论经史子集，无须因世代悬隔而生分别心与抵触心。诚然，它被古人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历史性概念。但因虽即事言理而属意在人不在物，尤致力于将人置于关系中，而不把人从关系中孤立出来，进而与自然对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释人是什么、应该成为什么的能力与特质。正是这种能力与质性，它让个体生命与一种无限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永久性概念。

这种永久性具有价值规范的意义，所以每当人遭遇变故，陷入困境，它总会向人开放答案，俾其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又因它的价值体系包含有世俗生活全部的丰富性，它所辟出的伦理路径就始终着眼在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成。它努力使一种正大的世界观、价值观内化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是问题，它就永远助人认识和解决问题。由于人性不受限于时地，彼此感通，它自然也能让今人收益，并不令而行，无声地彰显了自己价值论上的反功利性和精神气质上的人文性。

继续回归当下语境，这种反功利性和人文性显然对现代人以求知为能而不重修身的扁平化的生命状态具有疗救意义。诚如学者指出的，许多时候，今人只是在闻知上胜过古人，但那仅是量的超出，生命层次的净化与提升才能带给人质的变化。然而恰恰在这个方面，今人离传统经典所推崇的古人很远。看看周遭的世界，有太多人虽衣食无忧，却为“物役”“形役”所累，面对过时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中不时浮现的卑琐的小人物，尤不能奋身一搏，内卷已让他们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抚慰其身心，由此精神焦虑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态失衡频发，自我成就意识严重缺乏，其不足以诞育饱满坚实的生命样态几乎是必然之事。这个时候，传统经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气与君子人格，就不是一种空泛的宣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示范与激励。它素尚“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因自身包含着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所说的“可作为基础的真”而光景常新，是可以用为今人涵养生命、浚发性灵的精神资源的。所以值得常读，尤须重读。

如何重读经典

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达，传统经典与当下多少有些脱节，阅读起来肯定不太轻松。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指出，对于传统经典，从来有学者专业之学与大众通识之学的分别。对学者，“以古释古”，“汉话汉说”，力求恢复经典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对大众而言，重点落在据实感悟，如朱熹所说“要体会亲切”，就已经很好，因为这从来是中国人读书的常态。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更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传统经典既是历史的留存，又极具未来性，是一种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产，它总在人们不断的回溯中重新认识自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固然是重新认识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也是。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势。经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让人信仰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

故我们不要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因为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supra-temporality），进而，还是构成所有现代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实践导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方法，如余敦康先生所说，通过与当代结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揭示其未来的意义，畅明其价值“不是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都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之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做到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性浚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进而，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伴随着经典阅读与理解的完成，自己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

最后要强调的是，传统经典需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的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究问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究问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因自己的阅读而延续，而增值。犹忆鲁迅在拒绝“青年必读书”征文启事时说的话：自己看中国书“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不如读外国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但多是“僵尸的乐观”，不如外国书即使颓唐厌世，“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中每一句都砭骨诛心，堪称传统经典最精准的判词。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切记对此须有周彻的了解，然后予以辩证的确认。只有这样，才能因无知而增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

而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无知者最自负

——重读《道德经》有感

   曹峰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无知者最无畏，无知者最自负。无知者就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沉浸在自我迷信之中，觉得自己全知全能，没有自己不懂的、没有自己不会的，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当别人的想法或者行为与他相左的时候，他不仅会轻易地加以否定，而且还会愤怒地执拗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你的头上，不达目的不罢休。

人的自负往往和认知来源的多少、格局的大小、水平的高低成反比，信息来源越少、眼界胸襟越小，认知水平越低，自负反而越强。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庄子·秋水》篇里，庄子用他夸张的文学手法，描绘了两个经典画面，一个是“埳井之鼃”，一个是“河伯观海”。“埳井之鼃”就是“井底之蛙”成语的来源，“埳井之鼃”虽然生活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东海之鳖”在这口小井里面连一只脚都转不过来，但青蛙却认为这就是全部的世界，所以得意地享受着“埳井之乐”，完全无法想象“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的东海之广大。“河伯观海”就是“望洋兴叹”成语的来源，与“埳井之鼃”相比，“河伯”作为黄河之神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当秋水泛起，黄河汪洋恣肆的时候，“河伯”洋洋自得，“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到了北海，见识到北海的辽阔，才不得不望洋兴叹，意识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指的正是自己这种浅薄之人。对此，庄子借助北海之神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虚”指的是有限的空间，“时”指的是有限的时间，“教”指的是有限的教育。这说的是和意识不到自己狭隘的人是无法对话的。在《秋水》这里，大海是无穷之道的象征，而“埳井之鼃”与“河伯”则是无知者的象征。唐代韩愈在《原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天地、宇宙的无限、无穷、无尽、无涯，远远超出了人的认知和想象，人生最长也不过百年，受到时空极大限制的人类，却要宣称自己的见识唯一正确，岂不是大言不惭？

在中国古代，对人的有限性有最清醒认识者是道家，道家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揭示人的渺小，讥讽无知者的可笑，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时空的局限，张开想象的翅膀，不要让自己做一个无知者。道家发现社会上之所以充斥着是非之争，都觉得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都想把意志强加给对方，就是因为人类往往处于自我封闭的、自以为是的状态。因此出路在于建立开放的心灵，进入逍遥的境界，而这一切建立在对于“道”的认知上。

“道”究竟是什么，从老子开始，道家从来没有给过明确的答案，反而不停地告诉人们，道“不可言”“不可名”，作为在背后引导世界运行的原理与法则，道就像“埳井之鼃”与“河伯”看到的大海，其广大、深远、神秘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普通人无法在有限的时空、凭借有限的感觉、经验、知识去认识和把握。因此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接近“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意识到自己浅薄的过程，越是有智慧的人，越是懂得自己的无知。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同感，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因此一个人如果无知到一定的程度，那他就已经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了。老子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士”指有最高智慧的人，他们努力地践行“道”的原理；“中士”指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对于“道”的存在半信半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下士”即最愚蠢的人反而有着最高的自负，他们放肆地嘲笑“道”的存在。“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看上去很精明很能掌控一切，体道得道的人反而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越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对他人越尊重、对外界越好奇。

老子、庄子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多是狭隘的、错误的，所以我们对于未知的世界要保持敬畏。如果无知者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种狭隘的、错误的认知只会害了自己，但如果无知者是一位领导人，那么受害的就是苍生。毫无疑问，《道德经》是写给领导者看的，所以，老子反反复复地强调“无为”“不言”“不争”的重要性。“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一个领导者如何避免因为自己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最好的办法就是克制随意而为的冲动，而给下属、百姓腾出活跃的空间，尽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言”就是懂得沉默的重要，“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正是无知的写照。“不争”就是谦逊的表现、虚空的心灵、宽容的胸怀。

老子反复强调谦逊的重要，《道德经》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所谓“以贱为本”，就是领导者想要保持尊贵的地位，必须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比别人卑贱，甚至用普通人不喜欢的词汇，如“孤”“寡”“不谷”（不善）来称呼自己，从而换取别人对你的同情和帮助。

老子反复强调虚空的重要，无知者之所以自负，就是在于自以为是，把自己的心灵塞得满满的，不让新的东西进去。《道德经》告诉我们，健康的心灵就是虚空的心灵，所以要“致虚极，守静笃”，虚怀若谷、宁静致远。天地为什么能生万物，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地之间就像一个管状的物体，里面是个虚空，当这个虚空动起来的时候，万物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后来道家所推崇的“心斋”“坐忘”等心灵修炼术，就是要打造一个自由、活跃而不闭塞、不固执的心灵。心胸越宽广、世界越精彩。

老子反复强调宽容的重要，宽容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欣赏、对差异性的接纳、对反对者的容忍。老子反复述说水的好处，说水能以柔克刚、说水甘居卑下的地方、说江海无差别地接受一切细流，所以才成就了江海。不自大者才能成就其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世界的精彩来自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最高明的领导人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总之，无知者最自负，得道者最谦逊，一个懂得自己无知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自信。由于无知导致的自我膨胀，对他者的不宽容、不同情、不体谅，是人类的顽疾，2500年前的老子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自见者”“自是者”“自伐者”“自矜者”就是种种因为无知而自负自大的人。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别说是人类，就连地球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但因固执己见而自负自大，不愿打开胸怀、抛弃成见的人依旧难以绝迹。看来这种心理疾病的治疗任重道远，老子的箴言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子学研究会副会长）

通俗而灵动地呈现一部“中古文化百科全书”

——刘强《〈世说新语〉通识》读后

《〈世说新语〉通识》 刘强著 中华书局出版

       宁稼雨

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一套重要图书是陈引驰教授主编的“中华经典通识”丛书，读了其中刘强教授所写《〈世说新语〉通识》，有些感想。

刘强为国内知名《世说新语》研究专家，由他倡导的“世说学”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学界《世说新语》研究的重要收获。由他操觚撰写这本书可谓正当其人。这套丛书的定位是把中华传统经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推荐给社会普通读者，其中包含两个方面要点：一是需要有对于某部中华传统经典的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含金量的内容交代，二是需要有适合社会上普通读者阅读学习的文字风格。这两个方面应该说这本书都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内容知识传授的角度看，《世说新语》其书包罗万象，有“中古文化百科全书”之誉。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在研究魏晋时期的各个学科领域学术论著中，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使用援引了《世说新语》的材料。可见其书覆盖魏晋文化范围之广。如此广袤复杂的内容，还需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加以表达，确非易事。但有过多年百家讲坛和各地书院讲演经验的刘强对此却能够驾轻就熟，纷纭复杂的《世说》书中内容经他妙手经营，呈现出简明有序的结构内容。

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世说新语》是怎么来的”，其中第一节“到底是谁写了《世说新语》”，梳理了关于《世说新语》作者问题的几种主要说法，并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第二节“从《世说》到《世说新语》”，介绍《世说新语》这个书名的来历演变，正本清源；第三节“分门别类有讲究”，系统梳理介绍历史上《世说新语》卷次和分门方式的演变过程。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编撰艺术”，其中第一节“‘人之书’与‘分类学’”，概括介绍《世说新语》其书以分门别类方式搭建的人字大厦；第二节“‘关系网’与‘故事链’”，梳理分析《世说新语》表面零散的故事背后，由时间纵线和门类横线构成的书中主要人物的“关系网”和“故事链”；第三节“立体志人法”，介绍《世说新语》借用并改造史传笔法中“互见之法”，形成寓评价议论于客观描述之中的写人方法；第四节“变史家为说家”，通过对《世说新语》取材范围的追踪梳理，总结出其“变史家为说家”的文体性质。第三章“‘清谈全集’的思想光影”，第四章“‘魏晋风度’的魅力舞台”分别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全面梳理和陈述《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世说新语》一书的主体内容。第五章“‘世说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则通过《世说新语》一书的深远影响，总结“世说学”的形成。

可以说，这样的排兵布阵全面概括了《世说新语》的精华内容所在，准确传达了该书覆盖的魏晋文化的全面情况，对于普及《世说新语》暨魏晋文化知识，可谓功莫大焉。

能够将如此纷繁的内容面面俱到又如数家珍地陈列出来，已是难能可贵。然而该书更为成功的地方是作者能够用浅显而通俗的语言把这些内容描述得详尽充分，这也正是专业学者把自己的专业学养知识形成的专业话语体系转变成为大众话语的难点，同时也是成功之所在。比如前言的题目“《世说新语》是本怎样的书”，如果换成学术话语体系，很可能会变为“《世说新语》其书”（或作者最初拟定的“书名之谜”），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面向大众还是面向象牙塔两种不同的语用取向问题，能够看出作者在这一点上的坚定立场和贯穿全书的风格。这应该是该书重要的亮点。

除此之外，作者又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世说新语》的翻刻机和传声筒，而是把自己研究《世说新语》的重要心得汇入其中，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和认知视角去引领读者解读这部重要经典，在一部普及读物中展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比如，学界对《世说新语》乃至魏晋风度玄学思想文化渊源的解读，尽管也基本认同哲学界公认的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多从老庄思想角度切入，强调魏晋玄学与风度中偏重老庄出世隐逸思想的一面来解读。而刘强则另辟蹊径，特别注重从《世说新语》与《论语》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中去解读认识魏晋文化内涵，从而体现其“双语”体系。这无论是在《世说新语》的学术研究语境，还是在普及介绍的读物中，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再比如，尽管《世说新语》书中没有收录陶渊明本人的故事，但作者在解读魏晋名士的很多行为方式时，每每将饮酒、隐逸等各种风流表现与陶渊明相联系。这些源自于作者对于二者关系的一个基本理解：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这些充满学术个性的见解表述镶嵌于《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故事的一般叙述中，更加显得虚实相间，错落有致，给人以灵动腾挪的动态美感。这又是该书另一成功之处。

尽管如此，如果从追求完美乃至求全责备的角度看，我感觉该书还是有一些可以提升和充实的空间。

比如，《世说新语》能够被称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可见其所涉覆盖内容之广博。该书涉及《世说新语》内容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清谈活动和名士生活行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固然也是《世说》其书展示魏晋风度的重要窗口，但纵观《世说新语》全书，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程度的可补充空间。比如，与清谈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人物品藻活动。人物品藻活动不仅对汉魏以来的人才选拔起到过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的鉴赏传统建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世说新语》不但专设“品藻”门类，其他门类中也有许多与人物品藻相关的内容。如此重要的内容被忽略掉，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还有，《世说新语》记事上自汉末，下至东晋末，长达三百余年。此间社会环境和文化潮流都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意味着，《世说新语》其书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平板二维图，而是一个充满流动轨迹的动态四维图。理解这一点，并将其贯彻在《世说新语》的解读分析中，也十分必要。仍旧以人物品藻为例，不同时段的品藻评价标准不同。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将品德作为人物品藻的最高标准；而当人物品藻失去其选拔人才的实际功用后，其评价标准便逐渐向审美性方面转化。这些情况在《世说新语》中都有非常充分而精彩的记录。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规律特点再来解读诠释《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尤其是将此深奥的理论问题继续化为深入浅出的话语表达出来，庶几会更加立体，更加入木三分。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汇报 读书》2024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