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犹龙 孔子如凤

解放日报 张腾宇/林梦佳 2024-02-26

龙与凤是中国古人精神世界中出类拔萃的灵物。提及“人中龙凤”，不少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庞统，他们分别有“卧龙”“凤雏”的美称。其实在他们之前，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也曾被视若“人中龙凤”。

老子之学“不落言筌”

有趣的是，视老子为龙的正是孔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这则故事：孔子从老子处问礼回来后，弟子们想听听老师对老子的评价。孔子经过一番思考后表示，老子实在非同寻常，真不知当如何形容他。如果一定要讲一讲，或许可说“其犹龙”吧。

之所以会认为老子跟龙相仿，孔子作了简短的说明：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和山中的走兽，虽不容易捕获，但并非不可能，因为我们可以把握住它们的生活习性。比如鸟，我们知道它会飞；又如鱼，我们知道它会游；再如兽，我们知道它会走。而要捕获走兽可以用网套，捕获游鱼可以用垂纶，捕获飞鸟可以用箭射。但龙不同，能飞、能游、能走，行踪不定，变化莫测。

在这里，孔子传达的言外之意就是，老子其人其学非一般的世俗知见所能范围与牢笼。换言之，老子之学“不落言筌”。

在《史记》之外，《庄子》也有一段相关记载——

“诲人不倦”的孔子见过老子后多日没言语，这让弟子们感到有些反常。有人问老师：您去见老聃，对他有什么规谏和教诲吗？孔子道：此言差矣！我所见的老聃是跟龙一样的人物，而龙不论是蜷缩起来还是伸展开来，都是那么从容自在，乘云驾雾而优游于阴阳二气之间。老聃就是如此，其德其能皆在我之上。在他面前，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怎么可能去规谏、教诲呢？

听了孔子的描述后，弟子子贡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难道人真的可以像龙那样做到安居不动而神采奕奕、静默深沉却深切感人、言谈举止如同天地运行吗？

在这则故事中，作者借孔子与子贡之口而言的“合而成体，散而成章”“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等，不仅体现了其心目中龙的形象，也体现了时人对老子“无为”主张的生动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将老子比作龙之时，老子似乎也把孔子比作凤。这则故事见于《太平御览》所引的一段《庄子》佚文中——

老子见到孔子及随行的弟子五人，便问孔子：他们都是谁？孔子根据弟子的各自特点分别作了介绍。听完之后，老子感叹道：我曾听说南方有种圣鸟，人们称其为凤。凤所居住的地方积石千里，栖息于如美玉般高贵、圣洁的琼树之上……凤鸟外表看起来十分华美，从头到尾无不彰显着圣明、仁义、智慧、贤德。

将孔子比作凤的，还有楚国的狂人接舆，这在《论语》中有明确记载。面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接舆边走边唱道：凤凰啊，凤凰！如今道德浇薄，世风日下！过去的已经过去，多言无益；未来的尚未到来，还可期冀。

孔子崇文“约之以礼”

从上述记载和故事中不难看出，将老子、孔子比作龙凤，其实是古人的巧妙比德，其所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形似而是内在的神似。

大体而言，龙凤是想象的产物，是历史记忆“层累”的结果。从先秦文献来看，龙并非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或“帝德”“天威”的标记，而似乎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可以豢养甚至食用。如《左传》有言：“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从甲骨文来看，龙可能是有着巨口獠牙的动物。在宋代画家马麟的《三官出巡图》中，水官所御之龙的嘴上套有粗实的链子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亦与老子给孔子留下的“不怒自威”“难以说服”的印象有几分暗合。

随着宗教祭祀活动的发展与需要，龙逐渐从现实世界进入精神世界，并因其能飞、能游而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人神交通的使者以及在天地间自由遨游的象征。河南濮阳的蚌塑龙虎图以及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龙是作为马的高配版而出现的。在《周礼》中，就有“马八尺以上为龙”的说法。此外，正如有驷马之驾一样，神人所驾的龙往往也不止一条。据《山海经》记载，南方祝融、北方禺彊、西方蓐收、东方勾芒四位神人皆是“乘两龙”。

进一步来看，神人御龙折射出古人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这就是“游”。《庄子》开篇《逍遥游》描述了这种理想生活状态：“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似乎又合乎老子给孔子留下的印象，即老子思想“如天马行空”，贯通天地之间，穷究天人之际。

除了威猛而难以驯化之外，龙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屈能伸、能上能下，善于变化而不可捉摸。

《管子》有言：“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刘向《说苑》有言：“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也，高乎其著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类似的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这些描述同老子“贵守柔”之道有相似性。《庄子》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如何理解孔子口中的龙，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提示：面对弟子们的发问，孔子作了耐心的解答，其核心观点是“龙大矣”，变化万方而不失本形，可谓至神至能。这也正是老子其人其学所体现的特点。老子身为史官，博览群书而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而志究天人，不可谓不“大”。

而之所以用凤来比喻孔子，则与凤之德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主要体现为两点：“文”与“德”。

《山海经》说：“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可以说，“五采而文”是凤的鲜明特点，这与孔子其人其学亦相契合。作为夫子的孔子崇文，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希望以仁德教化民众，进而使天下从蒙昧走向文明。

与之相关联的是，凤凰也是一种圣德的象征。《尚书》有言：“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而世人“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于凤。

不难看出，与龙主要体现为一种遨游天地间的状态不同，凤更多体现的是协和万邦、四方来仪的姿态。

一言以蔽之，老子犹龙，孔子如凤；一贵幽隐，一尚文明。龙与水相关，凤与火相关；水渊深而幽隐，火灿烂而文明。

通过对龙与凤的意象品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人对老子、孔子其人其学的认识；通过对老子、孔子其人其学的领悟，我们又可以增进对龙之大、凤之德的了解。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山大学）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

解放日报 王兆贵 2024-02-26

三国时期，刘备曾先后投奔陶谦、吕布、曹操、袁绍等人，东奔西跑一大圈后，还是连个立锥之地也没有。后来，他听取诸葛亮的建议，夺取荆州，攻占益州，拿下汉中，建立蜀汉政权，才站稳了脚跟，有了同曹魏、孙吴抗衡的大本营。

毛泽东同志谈起《三国演义》中的这段故事时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

在《国语》中，还有一段关于赵氏家族以晋阳为基地、反败为胜的故事——

春秋末年，晋国大权分属于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大氏族。赵氏家族首领赵简子是一位颇有眼光的政治家。早在晋定公十五年，他就派家臣在晋水之阳修筑城池、监造仓库，并减轻赋税、宽厚待民。后来，范氏、中行氏挑起战端，赵简子被迫退守晋阳，得以化险为夷。

赵简子去世后，晋国政局又一次生变。实力雄厚的智伯成为正卿，执掌国政，并仗势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知不是智氏对手，只好拱手让出万户之邑。赵家可没那么听话，断然拒绝了无理要求。智伯恼羞成怒，便胁迫韩、魏两家联合出兵攻打赵氏。转眼间，赵氏地盘一一失去，家臣也纷纷倒戈，战局急转直下。无奈，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只好考虑退路。

当时，赵襄子有三个去处可选择：城池坚固的长子、仓廪充实的邯郸和路途遥远的晋阳。有随从建议退守长子或邯郸，但赵襄子想起父亲生前的嘱托，而毅然决定远走晋阳。经过有效治理的晋阳，果然没让人失望，再次解赵氏于危难之中，并最终奠定了赵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智氏灭亡之后，赵、魏、韩“三家分晋”，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作为根据地，晋阳称得上是赵家的幸运之城。但这样的幸运并非上天所赐，而是精心打造、苦心经营的结果。从历史记载来看，晋阳城可以被攻陷，却不会被瓦解。赵襄子率部逃亡，一路上人们都躲得远远的。可进了晋阳城，百姓不仅欢迎他们，还表示愿意与赵氏共存亡。一声令下，全城百姓就走上城楼、保家卫国。

智伯率联军兵临城下，鏖战三月不下，围攻年余不克，竟引水灌城。一时间，晋阳沦为水乡泽国，还差六尺就要漫过城头了。生死存亡之际，赵氏派家臣趁夜出城，潜入韩、魏营帐中，痛陈“唇亡齿寒”的利害，终于说服魏、韩反戈。

常言道：最坚固的堡垒是人心筑成的。地势的险要、城池的坚固、粮草的丰足，当然十分重要。但赵氏家族之所以能靠晋阳起死回生，最重要的还是人心所向。“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凡成大事者，皆善于顺乎民心、借助民力。建立在民心之上的城邦，是最可靠的根据地。

紫阳书院传承与发展

解放日报 朱修春/崔馨文 2024-02-26

为祭祀朱熹，徽州民众在歙县建立了一个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紫阳书院。紫阳书院自南宋淳祐六年建立，直至光绪三十二年改制为紫阳师范学堂。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紫阳书院几经兴衰，但文脉不绝。

紫阳书院祭祀的对象一共68位，正位为朱熹；配享8位主要为朱熹的弟子和较早接受、推广朱子理学之人；从祀者大多为南宋以来新安有名之先贤、儒士，为朱子理学的研究者、传播者。

一开始，紫阳书院的山长大多由当地官员兼任，经费亦由官方资助和管理。具有官方色彩的紫阳书院引领着地方学术方向，发挥着促进社会教化的作用。

不过，从清初至乾隆时期，书院修缮和管理费用主要来自徽商。徽商对书院的资助不仅因其“贾而好儒”的特点，还在于修建书院是融入主流文化的渠道与象征。

与之相伴，紫阳书院的山长转由地方人士商议决定，当选山长如姚鼐、凌廷堪、汪龙等皆以学术著称，官员逐渐退出书院的管理。

书院讲会的形式有院会、坊乡之会、邑中之会、六邑大会、四郡大会等。六邑大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在徽州府辖的六县境内轮流举办，规模可达千人。四郡大会由徽州、池州、宁国、饶州四府轮流主盟。伴随阳明心学的传播，讲会进一步成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合。

清代之后，程朱理学复兴，讲会逐渐恢复。士人是书院讲书的主要群体，如汪德元“招集生徒春秋萃聚为常”、汪知默“紫阳讲席六年”。

《紫阳书院志》中编有《紫阳讲堂会约》《崇实会约》《紫阳通志录》等。其中，《紫阳讲堂会约》极为强调理学之地位，明确规定：认同三教归一之说者，与阳儒阴佛者，皆不得入会。嘉靖、万历后，《吕氏乡约》与《朱子乡约》成为书院的礼仪与规章的重要来源。

书院的讲义主要是对《大学》《论语》等四书五经中经典语句的解释，如施璜的《格致补传》、汪学圣的《其为人也孝弟章》、陈二典的《诚者自成也章》等。

随着书院在地缘上的扩展，安徽各地普遍建立紫阳书院，苏州、杭州、漳州、常州、汉口等地亦建有紫阳书院以传文公之教。可以说，紫阳书院虽为书院，但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传统书院所具有的功能。

进一步来看，各地紫阳书院的建立，既是朱子思想的传播过程，也是徽商影响力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些建于异地的紫阳书院还常被当作同乡会馆使用，并利用朱熹崇拜这一纽带来加强内在凝聚力。

不仅如此，各地紫阳书院还举办义学、购置义阡、提供临时住所等，为旅外皖人提供乡缘性赞助以及推进慈善事业，深度推进各种大小传统活动。

（作者单位分别为山东大学、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