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微言”中的“大义”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岱年 日期：2023-09-16

                                    清代焦秉贞《圣迹图》。 书中插图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什么？一个民族的传统，如何创新？一代国学宗师张岱年曾在《正道：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中系统完整、深入浅出地为大众讲述这些问题。

本文选自书中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儒学是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汉代至明清，实行君主专制的帝王都尊奉儒学为正统思想。在长达两千年的时代里，从一些历史现象来看，儒学确实起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专制帝王利用儒学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这一方面，儒学作为专制帝王控制人民思想的正统学说，确实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然而，儒学的内容是否仅此而已呢？事实上，问题还不是如此简单。儒家学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容。儒学除了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之外，还有强调人格意识、肯定独立意志的思想。在这一方面，儒学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儒学高扬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增进了民族的凝聚力。在高扬精神生活的方面，与儒学并称“三教”的道教与佛教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在增进民族凝聚力方面，儒学确实起了独一无二的积极作用。

儒学中维护等级区分的思想，可称为儒学的浅层思想。此外，儒学中还有更深邃的思想，可称为儒学的深层思想，亦即儒家学说中的深层意蕴。这些深层意蕴，可以称为儒学的奥义。这些深层意蕴，虽然是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对于文化思想的发展却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儒学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大义”即基本含义。微言大义即比较深奥精湛的思想，亦就是儒学的深层意蕴。儒学是有时代性的，时至今日，儒学的许多观点（主要是浅层思想）都已过时了，其中也有一些重要观点（主要是深层思想）却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虽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源于春秋时代。各家所讲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这主要是：人是天地所生成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整体的部分，人为万物之灵，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整体与其中最优秀的部分的关系；自然的普遍规律与人伦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的。张载所著《西铭》以形象的语言表述天人合一的含义。《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就如父母，人是天地所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我的身体，天地之气的普遍本性也就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这着重显示了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性。

“天人合一”并不忽视天人的区别，张载标举了“天人合一”，同时亦揭示了天与人的区别，他说：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横渠易说》）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于是分出人之道……

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盖圣人成能，所以异于天地。（同上）

天是没有思虑忧患的，人则必有思虑忧患，这是天人的根本区别。天人虽有区别，但人是天地所生成的，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人与万物仍然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所谓“天人合一”，是在承认天人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之上又肯定天与人的统一，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辩证观点。有些论者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初民社会原始思维的“物我不分”混为一谈，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维的表现，这是非常荒谬的观点。这种荒谬的见解，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恶意的诬谤，是必须加以驳斥的。

儒家宣扬“天人合一”，于是重视天人的和谐，但亦承认人具有调整自然的作用，而反对毁伤自然。这一方面有保护生态平衡、反对盲目破坏自然环境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尤其对于通过自然科学的探讨，以掌握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适合于人类的生活需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是儒学的一个严重缺陷。荀子虽然鼓吹“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想，但提不出“制天命”的具体办法，依然不能起到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虽然如此，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学说，仍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

仁智合一

道德与智慧

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提，如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并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同上书，《阳货》）这就是说，知与仁是相辅相成的。专门好仁，可能失之于愚；专门好知，可能失之于荡。唯好学可以补偏解蔽。传说孔子所著的《周易大传》论“崇德”与“知化”的关系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下》）这就是说，提高道德修养与精研天地变化的奥秘是相辅相成的。这样把道德与智慧统一起来。

传说子思所作的《中庸》将“学、问、思、辨”置于“笃行”之先：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里，“学问思辨”属知，“行”指道德修养。《中庸》肯定了德与智的统一。孔门以“仁且智”为圣人的境界。孟子述子贡的故事说：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兼重仁智是儒学的传统。

董仲舒明确宣扬“必仁且智”，他说：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爱人的品德与明睿的智慧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仁而不智，只有爱人的感情而不明事理，可能害事；智而不仁，虽明辨利害却不肯帮助别人，也是无益的。董氏此论，可谓深切著明。

宋代理学家都讲仁智的统一，张载说：“仁智合一存乎圣。”（《正蒙·诚明》）这是孟子观点的绍述。理学家都肯定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又肯定“致知”的重要，这也是兼重仁智的表现。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基本上还是肯定知识的价值的。

知行合一

思想与生活

孔子注重言行一致，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同上书，《宪问》）《论语》又载：“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书，《颜渊》）言必须与行相符，行为上做不到的就不要说。这是儒家所提倡的言行标准。

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语，到宋代理学，知行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程颐提出“非特行难，知亦难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他说：“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同上书，卷十五）王守仁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说：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

从王阳明这些话来看，知行亦非全无区别，二者还是有“主意”与“功夫”、“始”与“成”之别。他所强调的是知与行的统一。阳明所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与程伊川所说“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基本是一致的。王夫之不同意王守仁“知行合一”，而提出“知行相资”。他说：

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王船山的意思是：知行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行虽然密切联系，而相互之间仍有一定的区别。事实上，“知行相资”与“知行合一”二者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关于知行先后问题，各家意见不同，但是都承认知与行二者的密切联系。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实际上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一贯观点。宋明理学家都强调“论学”“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张横渠说：“‘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王阳明说：

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摩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传习录》中）

言行一致的儒者讲学都是“讲之以身心”的，即在身心修养上用功夫。

“知行合一”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古代形式。儒家论学，不是徒托空言，而要在生活行动上表现出来，要将自己的生活行动与学说理论统一起来，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过去儒者所谓“行”，仅限于道德履践，不包括革命、变革的行动，更不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活动，表现了一定的狭隘性，这也是儒学传统的严重缺点。

义命合一

意志自由与客观必然性

张载提出“义命合一存乎理”（《正蒙·诚明》），“义”指当然的准则，“命”指必然的规律，二者是统一的。义命并举，源于孟子。《孟子》书载：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万章上》）

这就是说，孔子的行动，一切以“义”为准则，至于效果如何，那是“命”，就不必考虑了。孟子又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这里区别了“求有益于得”与“求无益于得”。道德觉悟是“求有益于得”的，经过主观努力，即可提高道德觉悟，至于富贵利达，那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的。“命”之得与不得，并不妨碍“义”之实践；换句话说，“义”之实践，是不受“命”的限制的。

张载依据孟子的观点提出“义命合一”，其主要意义是：道德的准则与客观的必然是有别而又统一的，道德准则不能违背必然规律，必然规律亦不妨碍道德准则的实践。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客观条件之下，人都有提高道德觉悟的自由，都可以实现道德的自觉。这也就是说，在任何境遇之中，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从而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提高道德觉悟的自由是意志自由的一个方面。儒家是承认意志的相对自由的。孔子提倡“志于道”（《论语·述而》），又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同上书，《里仁》）“志道”“志仁”都是个人的自由。儒家肯定意志自由，主要是讲提高道德觉悟的自由，很少讲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意志自由，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儒家认为在任何环境条件之下人都有实行道德的自由，这还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