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精武问乐”讲好中国故事

来源：解放日报 日期：2023-01-03

仲富兰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非遗与传统文化应用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精武志》主编。

思想者小传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教、礼、易等，都与人、人性、情感息息相关。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和武术的演进还与民族性、地域性密切相关。

近年来，我在整理与搜集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百年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对国家级非遗精武武术与音乐的结合有一些粗浅体会。这里，想围绕“精武问乐”与讲好中国故事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引发更多思考。

也许有人会问，“乐”为什么还要问呢？这里的“问”，就像古人“问天”“问地”“问世界”一样，有请人解答之意，也有探询、探路的含义，更暗含继承传统的意思。

我理解的“精武问乐”，就是百年前诞生于上海的精武体育组织对于礼乐与武术结合的一份探求、传承。1910年，从精武体育会诞生之日起，这个组织就不光是武术家的团体，还是文人、艺人等聚集的社会组织。习武健身之余，一批音乐家还开始“问乐”活动。他们组织“中西音乐小组”“中华音乐会”“粤乐雅集”“群众歌咏”乃至“精武武舞”展演，通过创建“辛酉剧社”“精武话剧团”“中华音乐会新剧团”等，进行系统的“问乐”活动，甚至“问乐”国际，与沪上西侨音乐组织也有切磋与交流。

精武为何要“问乐”？一场武术活动，当然不是让观众来欣赏音乐的，而是想通过音乐来烘托武术动作的效果与氛围。音乐与技击动作是紧密结合的：一方面，技击动作是对音乐情绪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音乐又从情绪上、力度上渲染技击动作的氛围。

百年前，上海精武会的先贤是懂得武术与音乐高度融合的文化先锋。可以说，他们的实践夯实了海派音乐的根基。

基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生动诠释“精武问乐”

提起“精武问乐”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提广东音乐的一代宗师吕文成先生。

吕文成是上海精武体育会早期会员之一，幼年随父到上海谋生，在银匠店当学徒，曾就读于广肇义学。1925年起，他担任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教员。

由于深受广东音乐的影响，在上海又学习了江南音乐、西方音乐，吕文成便开始中西音乐交融的大胆尝试，比如，用小提琴演奏国乐、粤乐及江南音乐《午夜琴音》《夜深沉》等。此举在百年前是一个创举，震动了当时的乐坛。

说到对西洋乐器的引进，还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海派音乐宗师司徒梦岩。司徒梦岩生于上海，20世纪初师从外国教师学习小提琴演奏。他是我国最早一批接触小提琴和西洋音乐的音乐家。

司徒梦岩兼任上海精武体育会欧弦部小提琴教授。他是将小提琴用来演奏国乐的“第一人”，也可以说是将小提琴民族化的先驱。

司徒梦岩早先是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工程师，留学美国研读造船专业时还曾师从小提琴制作家戈斯，学习小提琴制作。他深感民族乐器中的胡琴音量小、噪音多，便尝试将传统二胡的外弦改为钢弦，进而研制出比常用二胡高出四五度的胡琴，专门用于国乐演奏。

在演奏技法上，他运指灵活，加强音色、力度的控制以及扩大对比幅度，创造双腿夹琴筒的持琴方式，以去其沙音，使音色柔美，进一步适应了国乐演奏风格表现的需要。如今，高胡已成为民族乐器中最主要的特色乐器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海派文化兴起的高峰期。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分子，基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演绎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文化生态图景，生动诠释了“精武问乐”的特色。

武舞不仅表现技击技巧，还着重表现人物思想感情

礼乐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内的风俗习惯，逐步演变成约束氏族内部成员意志和感情，以服从集体的行为规范；“乐”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原始巫术，主要用于表达氏族成员对神和自然的敬畏或收获时的喜悦。

西周初年，周公较为系统地创建礼乐体系。这些礼仪规范在《周礼》一书中有大量记载。乐有雅俗之分，宫廷与各级官府、军镇之乐构成国家礼乐体系，故也称为雅乐；民间“乡礼”规定宗族、家族祭祀所用之乐，故也称为俗乐。无论雅俗，都是传统文化的活态显现，不可偏废。

我们祖先的歌舞体现天、地、人“太和”的景象，表现“天顺民从”的社会观念，并逐步沉淀、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最终成为礼乐文明的源头。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总结和提升，以“仁”为核心的礼乐儒学思想体系得以构建。此后，在历代哲学家的言说、阐发与升华下，礼乐儒学思想体系实现了从精神萌芽到文化精神，再到哲学思想的曲折性提升，体现了儒家一脉相承的追求。

古代的武舞，为音乐与武术的融合开创了先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人们要做战争的演习操练，以此来熟悉击刺动作和群体组合。原始武舞与原始武术，其实都是舞者手执各种武器作种种技击动作姿势的演练。

迈入阶级社会后，武舞不仅表现武术的技击技巧，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情节，着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唐代诗人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剑舞是这样描述的：“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只有连续快速的撩、挂、云等技击动作，才有可能达到撼人心魄的效果。

精武先贤为何那么热衷于借助音乐来展现武术的魅力，且成立了专事音乐创作的机构？想来与这一悠远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霍元甲不仅是武术大师，还是酷爱民族音乐的大家

在编撰《精武志》时，我们发现精武先贤践行古代礼乐思想的大量史料。

1925年，上海出版的《精武粤传》记载：吾精武开创以来，首重国操，次即音乐。综而计之，国乐组有京乐、粤乐、沪乐，西乐组有铜乐、弦乐；总其成者，有乐律研究组。盖以音乐非一国之事，须尽取世界之乐理而研究之。

再举个例子，霍元甲不仅是一位武术大师，还是一名酷爱民族音乐的大家。据《精武粤传》记载：“精武主要科学，注重拳术音乐两门。在创始时，先得一七代家传绝技，兼通音乐之直隶霍元甲先生。”

那个年代的精武先贤崇尚古代传统音乐作品中的“孝亲敬祖、忠君报国、节用爱人、尚智轻愚、和而不同、敬事而信、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等传统美德，并将其提炼、凝结为“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会宗旨。正是这种血脉流淌出来的精神凝练，使精武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具备了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积极精神。

抗战时期，国土沦亡，人民流离失所。时任精武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资助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爱国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民族危难关头的不朽战歌和时代强音。

“精武问乐”之乐，其意义超出音乐艺术本身。所谓乐与政通、乐以载道，音乐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外化形式，吐故纳新，聚气成魂，积淀成海派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音乐和武术，既是民族性、时代性的凝练，又具有高于民族性、时代性的特征。音乐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不需要经过翻译，就能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在感情上进行交流。“问乐”所流露出的喜、怒、哀、乐，不会因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产生隔阂。

为什么上海百年前创建的一个体育组织，能够在80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心中产生共鸣？光说健身和自卫是说不通的。最根本的，还在于它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因此更易于传播。

以音乐为纽带情感为桥梁，展示中华礼乐文化之美

能不能弘扬“精武问乐”的传统，激活海派文化中的音乐语言，继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以体操为例，19世纪中叶德国人斯皮斯将体操纳入学校体育，并配上音乐。他认为，这样有利于身体的自由活动与心情的舒畅。此可谓西人“问乐”的重要成果。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光靠口号与宣传，也不能老想着商业利益，而要潜心研究、寻找抓手，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载体，将自身的魅力和潜在的艺术特征相融合，寻找符合全人类需求的突破口。

“精武问乐”就是中国传统音乐与武术基因结合的典范。我们要发扬这一传统，以音乐为纽带，以情感为桥梁，向世界展示中华艺术之美、礼乐文化之美，也让世界看到海派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对市民文化生活的引领。

用音乐语言和肢体语言的结合，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创建符合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问乐”体系，促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交流，共奏人类进步的欢乐颂。同时，以音乐艺术的独特力量消弭隔阂、纯净心灵，让“精武问乐”成为世界和平的使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着力提高上海城市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展现中国形象亲和力，讲好中国故事，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是上海的重大使命。

“精武问乐”不仅可以体现东方神韵，还能展现国际风范。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用世界共同的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可谓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当然，现在的时代环境与百年前精武会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不同。弘扬“精武问乐”传统，不是简单复制照搬，而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在让音乐改变生产方式、消费者改变聆听习惯、音乐公司改变经营模式、音乐家调整制作和传播手段的同时，也以强大的渗透力，颠覆了音乐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时空概念，使空间、地域、国界概念逐渐被淡化。

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用好各种新的技术和媒介手段，使中国故事传得更广、更有影响力。同时也要相信，中国文化是深厚的，城市的活力是无限的。要努力运用更多的音符力量，创造性地传播当代中国的可爱、可亲与可敬，让中国文化的奇妙绽放出无尽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