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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8 06: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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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体”去看待中国历史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一 日期：2022-10-08
打造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提供一种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更不简单。
历史学者杨照用时15年打造了《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四辑十三册，为的是看待中国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也呈现了“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日前，《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十一册出版，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杨照将其概括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我们便从这里开始，与杨照讨论关于时代与历史的种种话题。
史实的来历和历史同样曲折
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读书周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每册都有个小标题，比如第一册“中国是怎么出现的”、第二册“文明的基因”、第五册“危机与考验”等，有些标题一出现就能让人了解这本书主要讲什么，有些则不那么明晰，比如这第十一册的标题“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为什么取这样的标题？
杨照：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曾在《纽约时报》举办的对谈中说：“纵观人类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我最希望活在1540年前后，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教养和最富于文化的时代。”那的确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是光明的。
但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事物总存在着另一面。接下来，17世纪的明朝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大动乱，那是黑暗的部分。有意思的是，光明和黑暗不只是同时存在，内在还有非常复杂并纠结的关系。
读书周刊：您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一个怎样的明朝，或者说如何重新认识明朝？
杨照：我希望大家先放掉过去对明朝的所有印象，全面地重新认识明朝。大家可以看到明朝非常热闹、非常辉煌的一面，但是这个热闹辉煌并不只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政治或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城市商业文化和生活领域。
比如我在书中谈到，朱元璋最看重的是什么？小国寡民、鸡犬相闻。所以他想象中建立的这个帝国，是大家都住在小村子里面，不要乱动，不要跑到外面去。那该做什么事情，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写下了“大诰”，用一大堆丰富的规范，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大明朝的臣民。这是朱元璋的想法，也是他的统治目标。
然而，可以夸张地说，如果朱元璋在他死后一百年复活，回到他所建立的这个大明天下，他一定会吓一大跳。因为他不会想到，他的大明朝非但不是小国寡民，竟然变成了从古至当时，一个商业和城市最为发达、商人阶级最为发达甚至嚣张的时代。所以后来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出现。
所以，我写《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我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将其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而是能够在阅读中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甚至更加复杂。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每个人每个时代的选择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原则与选择标准，所以每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读书周刊：您刚刚提到，史景迁先生最希望活在明朝，您最想活在哪个朝代？
杨照：虽然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会说，我宁可活在当下，因为我非常难以想象自己活在别的时代，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读书周刊：这个答案我不意外，因为在您的著作中，讲历史的同时，您也会加进很多对当下的思考和感悟。
杨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误解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表现或批判历史如何受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是因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被改写。不能说克罗齐这句话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他所要表达的哲学立场，涵盖的范围更广。他要指出的是一个普遍的知识现象，一个必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怀，带着自身社会的不同价值观，一定会影响、改变看待历史的角度，以及叙述历史的方式，所以会讲出、写出不一样的历史。
从历史探究的角度还可以再补充：不同的时代在历史研究上，会有不同的史料，也会具备看待、解读史料的不同能力，如此看过去，当然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这才是克罗齐整理人类经验得到的普遍规则。
后来的人绝对不可能完全重建、完全掌握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从这全幅近乎无穷大的历史范围中，选取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一小部分，建构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知识。既然是选择，而且是从近乎无穷大之中选出极小的部分，那么当然每个人每个时代选择的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原则与选择标准，所以每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依照这个时代的原则与标准选取出来的。
读书周刊：回头读以前的人所写的历史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问：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意识、时代价值而写出了这样的历史？
杨照：过去觉得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哪个时代写的历史我们都扁平、统一地看待。东汉的人写西汉历史，南朝的人写西汉历史，宋朝的人也写，清朝的人又写，对我们来说都是西汉历史。重点在“西汉”，而不必去理会是什么时候的人写下来的，我们关心的是被记录被书写的西汉，而不是写下这些记录的不同时代。
新的历史定义与观念，让我们改变了视角。我们开始去探索：这些不同时代对于西汉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这反映了这些时代什么样的“当代”信念或需求？
也就是过去不管任何时代写的西汉历史，以前我们只注意西汉，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宋朝人写西汉来理解宋朝，从清朝人写西汉来理解清朝。不再是单层、扁平的，而是多层、立体的。
除了牵涉我们对于历史各个不同的环节的研究跟认识之外，一定要考虑到当代的需求。因为不一样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读者。我们不只需要介绍怎样认识中国历史，还需要去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时代的需求相关。
所以我在2007年开始讲这个中国通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时代感。我希望就像钱穆先生提醒我们的，要替这样的一个时代，设计一种讲中国历史的方法。
最难的地方就是“通”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
读书周刊：想完成一部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中国通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杨照：最难的地方就是中国通史的“通”，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两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留下来的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到明朝的戏剧、明朝的小说，这里面有不同的谈法，一种看法是你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谈，从元代的杂剧、元代的散曲，然后进入明代的戏剧和小说。可是如果你要有一个更彻底的“通”的精神，你就要看到是因为明朝商业文化高度发达，戏剧、小说才会有空间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会影响当时流行的文学形式的。如果再往前看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因为元朝仕人不再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事业与地位，文人该怎么办，他们就想办法凭自己的本事写作品，戏剧是具有商业价值，是可以赚钱的。这样的影响延续到了明朝，即使明朝恢复了科举，还是有一部分文人在商业的环境下去做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和改写。
在错综复杂的连接中讲历史，是我写这一系列书花最多时间也是最辛苦的部分。
读书周刊：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
杨照：“中国通史”的关键，还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挖掘、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读书周刊：在选择史料方面，您有怎样的考虑？
杨照：在选择中国历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并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还依循100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用于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在互联网上随时都能查到，二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还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联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又有什么帮助呢？
希望在这套书里面，可以把过去许多学者孜孜矻矻、辛苦挖出的所有史料和所做的特别的、新鲜的史学研究成果呈现出来，这也是跟一般教科书呈现的历史所不一样的地方。
读书周刊：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中原王朝的顺序，在这个框架之上添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您为什么不按照时间的脉络来叙事？
杨照：时至今日，王朝史观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历史叙述。这种框架当然是因方便而被大家广为接受的，但是它引发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我其实一直不喜欢过去我们在讲中国通史方面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说当你讲到通史，一定就是朝代史，从头讲到尾是理所当然，还要看到很多帝王的名字，有很多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等。
其中有个问题，你用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中国通史，跟我们所认识的中国，尤其到今天为止，在我们一般的社会生活里还在发挥作用的许多中国元素，会有什么关系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可是很多人读了再多本的中国通史，都不知道中国文字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通史竟然不告诉你，或者觉得可以不必说，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不对劲的，所以我就在我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里，尤其是第一册跟第二册，花了蛮多的篇幅，讲中国的文字；而且不止如此，到后来我还讲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如何不断地随着时间而一直改变，这是我比较在意的。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关于中国历史，我们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听。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
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面貌
读书周刊：您曾说，将中国看作生命体，能否向我们描述，中国这个生命体有怎样的特征？
杨照：中国传统的史学朝代观，经常把中国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分别地处理，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中国历史是前后连接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切断，切断了就死掉了。
我们看埃及的历史、希腊的历史，有非常激烈的分裂或断裂状态，中国历史真的没有。中国历史绵延前后，一直不断地延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要讲就必须要这样一路讲下来。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生命体，你一定要用生命体的概念，才能够去讲中国历史。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巅峰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切，假设我们是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读书周刊：所以有学者评价您讲历史的重点不在于历史叙事，而在于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根源。
杨照：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借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何，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面貌。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及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书摘
“衣着逾制”的来龙去脉
明代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这“制”源于朱元璋的统治信念，他希望在国家体制中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会空间的原地上，安静过着如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他的统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细节，有很多相关的“制”。
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1458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第一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最大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这道禁令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明朝的服饰已经改变了。
当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显示社会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穿表现你身份的那种衣服。而且不管什么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为主要考量，尽量简朴。但这样的原则没能维持很久，到15世纪中叶已经濒临瓦解了，才会在英宗时又颁布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实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来自其信念内部的吊诡。衣服要清楚显现身份，别人可以从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的人，这种规定反而提供了强大的“衣着逾制”诱因。只要换上不一样的衣服，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容易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干吗不用啊？
到必须以禁令明白标举哪几种颜色、哪几种花纹不准用，表示连“明黄”和“蟒龙纹”这种明确和皇家有关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乱用了。
不过1458年的禁令，主要处理的还是衣装上的社会标记问题，然而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变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夸张，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费，产生了许多和原有皇族、官职象征无关的新奢靡表现方式。
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朝廷就多次发出对“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后一次的相关禁令，出现在1541年。这次的禁令则是特别针对“云巾”“云履”。这里的“云”指的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大云纹”了，而是一种特别的材质。“云”指的是“云缣”，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纹，而是某些最为贵重的特殊材质。
“云缣”是一种丝织品，织得特别松软，感觉上比一般的丝还要轻。这当然牵涉到高度复杂的织工技术，可以做出特殊的皱纹，会有波浪的效果。这么贵重的布料，却有人用来做“云巾”“云履”，那明显是夸示。
这时期最贵重的衣服材质除了“云缣”之外，还有“吴绸”，即苏州的丝绸；“宋锦”，这是带绣花的衣料；“驼褐”，骆驼毛织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云巾”“云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针对奢侈风气。将这种大家都看得出来很贵重的材质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这明显的用意与效果就是炫富。到这时候，炫富的情况已经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标榜、得到社会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属于其身份的衣服，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这么做，以至于身份和衣着相连的“制”已经丧失意义了。所以要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凤还巢》戏中朱千岁那样，以别人无法负担的方式来穿衣服。
而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提供一种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更不简单。
历史学者杨照用时15年打造了《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四辑十三册，为的是看待中国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也呈现了“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日前，《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十一册出版，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杨照将其概括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我们便从这里开始，与杨照讨论关于时代与历史的种种话题。
史实的来历和历史同样曲折
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读书周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每册都有个小标题，比如第一册“中国是怎么出现的”、第二册“文明的基因”、第五册“危机与考验”等，有些标题一出现就能让人了解这本书主要讲什么，有些则不那么明晰，比如这第十一册的标题“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为什么取这样的标题？
杨照：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曾在《纽约时报》举办的对谈中说：“纵观人类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我最希望活在1540年前后，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教养和最富于文化的时代。”那的确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是光明的。
但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事物总存在着另一面。接下来，17世纪的明朝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大动乱，那是黑暗的部分。有意思的是，光明和黑暗不只是同时存在，内在还有非常复杂并纠结的关系。
读书周刊：您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一个怎样的明朝，或者说如何重新认识明朝？
杨照：我希望大家先放掉过去对明朝的所有印象，全面地重新认识明朝。大家可以看到明朝非常热闹、非常辉煌的一面，但是这个热闹辉煌并不只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政治或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城市商业文化和生活领域。
比如我在书中谈到，朱元璋最看重的是什么？小国寡民、鸡犬相闻。所以他想象中建立的这个帝国，是大家都住在小村子里面，不要乱动，不要跑到外面去。那该做什么事情，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写下了“大诰”，用一大堆丰富的规范，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大明朝的臣民。这是朱元璋的想法，也是他的统治目标。
然而，可以夸张地说，如果朱元璋在他死后一百年复活，回到他所建立的这个大明天下，他一定会吓一大跳。因为他不会想到，他的大明朝非但不是小国寡民，竟然变成了从古至当时，一个商业和城市最为发达、商人阶级最为发达甚至嚣张的时代。所以后来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出现。
所以，我写《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我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将其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而是能够在阅读中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甚至更加复杂。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每个人每个时代的选择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原则与选择标准，所以每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读书周刊：您刚刚提到，史景迁先生最希望活在明朝，您最想活在哪个朝代？
杨照：虽然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会说，我宁可活在当下，因为我非常难以想象自己活在别的时代，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读书周刊：这个答案我不意外，因为在您的著作中，讲历史的同时，您也会加进很多对当下的思考和感悟。
杨照：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误解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表现或批判历史如何受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是因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被改写。不能说克罗齐这句话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他所要表达的哲学立场，涵盖的范围更广。他要指出的是一个普遍的知识现象，一个必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怀，带着自身社会的不同价值观，一定会影响、改变看待历史的角度，以及叙述历史的方式，所以会讲出、写出不一样的历史。
从历史探究的角度还可以再补充：不同的时代在历史研究上，会有不同的史料，也会具备看待、解读史料的不同能力，如此看过去，当然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这才是克罗齐整理人类经验得到的普遍规则。
后来的人绝对不可能完全重建、完全掌握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从这全幅近乎无穷大的历史范围中，选取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一小部分，建构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知识。既然是选择，而且是从近乎无穷大之中选出极小的部分，那么当然每个人每个时代选择的都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原则与选择标准，所以每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依照这个时代的原则与标准选取出来的。
读书周刊：回头读以前的人所写的历史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问：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意识、时代价值而写出了这样的历史？
杨照：过去觉得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哪个时代写的历史我们都扁平、统一地看待。东汉的人写西汉历史，南朝的人写西汉历史，宋朝的人也写，清朝的人又写，对我们来说都是西汉历史。重点在“西汉”，而不必去理会是什么时候的人写下来的，我们关心的是被记录被书写的西汉，而不是写下这些记录的不同时代。
新的历史定义与观念，让我们改变了视角。我们开始去探索：这些不同时代对于西汉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这反映了这些时代什么样的“当代”信念或需求？
也就是过去不管任何时代写的西汉历史，以前我们只注意西汉，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宋朝人写西汉来理解宋朝，从清朝人写西汉来理解清朝。不再是单层、扁平的，而是多层、立体的。
除了牵涉我们对于历史各个不同的环节的研究跟认识之外，一定要考虑到当代的需求。因为不一样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读者。我们不只需要介绍怎样认识中国历史，还需要去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时代的需求相关。
所以我在2007年开始讲这个中国通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时代感。我希望就像钱穆先生提醒我们的，要替这样的一个时代，设计一种讲中国历史的方法。
最难的地方就是“通”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
读书周刊：想完成一部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中国通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杨照：最难的地方就是中国通史的“通”，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两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留下来的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到明朝的戏剧、明朝的小说，这里面有不同的谈法，一种看法是你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谈，从元代的杂剧、元代的散曲，然后进入明代的戏剧和小说。可是如果你要有一个更彻底的“通”的精神，你就要看到是因为明朝商业文化高度发达，戏剧、小说才会有空间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会影响当时流行的文学形式的。如果再往前看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因为元朝仕人不再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事业与地位，文人该怎么办，他们就想办法凭自己的本事写作品，戏剧是具有商业价值，是可以赚钱的。这样的影响延续到了明朝，即使明朝恢复了科举，还是有一部分文人在商业的环境下去做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和改写。
在错综复杂的连接中讲历史，是我写这一系列书花最多时间也是最辛苦的部分。
读书周刊：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
杨照：“中国通史”的关键，还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挖掘、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读书周刊：在选择史料方面，您有怎样的考虑？
杨照：在选择中国历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并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还依循100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用于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在互联网上随时都能查到，二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还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联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又有什么帮助呢？
希望在这套书里面，可以把过去许多学者孜孜矻矻、辛苦挖出的所有史料和所做的特别的、新鲜的史学研究成果呈现出来，这也是跟一般教科书呈现的历史所不一样的地方。
读书周刊：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中原王朝的顺序，在这个框架之上添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您为什么不按照时间的脉络来叙事？
杨照：时至今日，王朝史观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历史叙述。这种框架当然是因方便而被大家广为接受的，但是它引发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我其实一直不喜欢过去我们在讲中国通史方面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说当你讲到通史，一定就是朝代史，从头讲到尾是理所当然，还要看到很多帝王的名字，有很多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等。
其中有个问题，你用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中国通史，跟我们所认识的中国，尤其到今天为止，在我们一般的社会生活里还在发挥作用的许多中国元素，会有什么关系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可是很多人读了再多本的中国通史，都不知道中国文字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通史竟然不告诉你，或者觉得可以不必说，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不对劲的，所以我就在我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里，尤其是第一册跟第二册，花了蛮多的篇幅，讲中国的文字；而且不止如此，到后来我还讲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如何不断地随着时间而一直改变，这是我比较在意的。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关于中国历史，我们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听。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
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面貌
读书周刊：您曾说，将中国看作生命体，能否向我们描述，中国这个生命体有怎样的特征？
杨照：中国传统的史学朝代观，经常把中国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分别地处理，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中国历史是前后连接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切断，切断了就死掉了。
我们看埃及的历史、希腊的历史，有非常激烈的分裂或断裂状态，中国历史真的没有。中国历史绵延前后，一直不断地延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要讲就必须要这样一路讲下来。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生命体，你一定要用生命体的概念，才能够去讲中国历史。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巅峰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切，假设我们是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读书周刊：所以有学者评价您讲历史的重点不在于历史叙事，而在于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根源。
杨照：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借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何，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面貌。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及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书摘
“衣着逾制”的来龙去脉
明代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这“制”源于朱元璋的统治信念，他希望在国家体制中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会空间的原地上，安静过着如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他的统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细节，有很多相关的“制”。
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1458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第一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最大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这道禁令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明朝的服饰已经改变了。
当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显示社会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穿表现你身份的那种衣服。而且不管什么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为主要考量，尽量简朴。但这样的原则没能维持很久，到15世纪中叶已经濒临瓦解了，才会在英宗时又颁布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实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来自其信念内部的吊诡。衣服要清楚显现身份，别人可以从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的人，这种规定反而提供了强大的“衣着逾制”诱因。只要换上不一样的衣服，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容易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干吗不用啊？
到必须以禁令明白标举哪几种颜色、哪几种花纹不准用，表示连“明黄”和“蟒龙纹”这种明确和皇家有关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乱用了。
不过1458年的禁令，主要处理的还是衣装上的社会标记问题，然而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变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夸张，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费，产生了许多和原有皇族、官职象征无关的新奢靡表现方式。
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朝廷就多次发出对“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后一次的相关禁令，出现在1541年。这次的禁令则是特别针对“云巾”“云履”。这里的“云”指的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大云纹”了，而是一种特别的材质。“云”指的是“云缣”，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纹，而是某些最为贵重的特殊材质。
“云缣”是一种丝织品，织得特别松软，感觉上比一般的丝还要轻。这当然牵涉到高度复杂的织工技术，可以做出特殊的皱纹，会有波浪的效果。这么贵重的布料，却有人用来做“云巾”“云履”，那明显是夸示。
这时期最贵重的衣服材质除了“云缣”之外，还有“吴绸”，即苏州的丝绸；“宋锦”，这是带绣花的衣料；“驼褐”，骆驼毛织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云巾”“云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针对奢侈风气。将这种大家都看得出来很贵重的材质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这明显的用意与效果就是炫富。到这时候，炫富的情况已经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标榜、得到社会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属于其身份的衣服，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这么做，以至于身份和衣着相连的“制”已经丧失意义了。所以要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凤还巢》戏中朱千岁那样，以别人无法负担的方式来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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