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了朱珠的文章<北大曾有多少怪才>,真是大有感触,北大作为我国的一流大学,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许多的怪才,这些怪才也以其非凡的才能为中国社会作出了深远的贡献,如蔡元培、胡适、鲁迅、冯友兰、钱穆、马寅初、罗家伦、叶曼、张充和.....等等,不可胜言。当然,这些人不仅仅都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怪才、奇才,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彪柄千秋的人物。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北大出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北大当时的办学理念以及汇聚了一大批大师。大师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是现代北大领导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学校之大,而在于精神之大和大师之大也。正是这种博大的办学理念,造就了当时北大群英汇萃。怪才富集，北大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魁首也就不难理解了。
      想想我们现在的北大又如何?校园是大了,可大师却少了,怪才更是难得一见，从我所接触的社会现实来说,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政治领域，有大成就者还真没发现几个北大学生。而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却正在成为这些领域的骨干。

      北大怎么了？是大师不大了还是精神不大了？是因经费不足，吸引不了人才，还是发现不了人才？

这两年国家的投入可以说是比以前大多了，条件应该比蔡元培先生时代好了不知多少倍，招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一流的学生，可怎么就出不了几个大师和几个怪才。要追究这个原因，我看应该从以下进行。

      第一，国家的专宠造成了北大的自以为是。国家要将北大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所以通过一切手段树立其形象，什么都由国家来考虑，所以北大的师生们也就用不着下力气去改变自己，去思考自己的不足，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自然养成了自高自大的习性，老子天下第一，理应享有第一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待遇，这与努力勤奋与否无关。

    第二，北大的校长选择，不是以开拓精神和工作业绩为主，没有任何责任压力。纵观北大立校百多年，民国时期的校长以其奋发的敬业精神和宽大的胸怀来治学和治校，不以出身论英雄，而以成就择英才，从而汇集了钱穆、梁漱幂等白丁人才，以及胡适这样不畏权势选英才的大师。现在北大的校长们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我想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吧，最少人们不会知道几个现代北大校长的名号。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了大批为了考上北大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不知什么原因，我国教育上的应试性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老师为了多培养几个重点大学的学生，一天到黑就是死灌，关着校门大力研究历年高考的方式，大力总结历年高考的经验和教训。学生跟着老师昏天黑地地背和记，学了几年除了背了一大堆书外，连所学学科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能考上北大的学生除了比一般同学记性好一点外，所花的功夫自然也就多了，社会实践的时间也就自然少了，书呆子气也就更足了。毕业后无所作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举国都以自己的孩子考上北大为荣，可怎么就不以自己的孩子从北大毕业后干不出大事而悲哀呢？

    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怎么就以自己考不上北大而自卑，可怎么就不以自己在社会上干得比北大学生好而骄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