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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曾华国
(2006-09-29 16:02:26)9月29日，突然听说兰大的一位大师兄曾华国逝世。我也未曾见过他,只闻他的才气。年仅三十五。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记者。落泪。无语。决定细细读一下他的博文。附两篇文章
生命真的脆弱
早上5：30，起来开车去接两个同学，一个还是特意从广州来的，到昌平殡仪馆参加曾华国的遗体告别仪式。
这样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车轮摩擦路面的声音。
7：00钟到了殡仪馆，看到许多大学时的校友，有的人，在北京曾见过一两面，有的自毕业后，从未谋面过。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要在同学的葬礼上才能见面，想起来是多么的沉重。
8：00告别仪式开始，看到已经沉睡的华国，女同学们都哭了，我不忍看已经泣不成声的家属，匆匆告别，走出大厅。在《送别》的旋律中，华国的遗体被抬进火化室。一个人，就这样，顷刻化成一缕青烟。
走的时候，大家互道珍重，这种祝福发自内心，没人会敷衍。看到一个正当年的同学就这样消失在人世间，觉得尚在世上的人，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生活着。
生命真的很脆弱。中学时我很喜欢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开篇就是：“你已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脆弱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填充。”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你”是谁，现在知道了这个“你”指的是法力无边的上天。永生是不可能的，杯儿倒是真的脆弱。总有一天，倒出去的水，上天不会再为你注满。
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刚洗完澡，楼下锣鼓喧闹，俺这个小区老北京多，基本上是个民俗博物馆。我往下一看，一家人正在嫁女，不知从哪里找来这帮仿古的迎亲班子，打出全副执事，伞盖、回避肃静的牌子都有，伙计们穿着清朝的衣服。新郎披红挂绿，骑着大马，后面是大红花轿。《红楼梦》中说：“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这样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车轮摩擦路面的声音。
7：00钟到了殡仪馆，看到许多大学时的校友，有的人，在北京曾见过一两面，有的自毕业后，从未谋面过。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要在同学的葬礼上才能见面，想起来是多么的沉重。
8：00告别仪式开始，看到已经沉睡的华国，女同学们都哭了，我不忍看已经泣不成声的家属，匆匆告别，走出大厅。在《送别》的旋律中，华国的遗体被抬进火化室。一个人，就这样，顷刻化成一缕青烟。
走的时候，大家互道珍重，这种祝福发自内心，没人会敷衍。看到一个正当年的同学就这样消失在人世间，觉得尚在世上的人，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生活着。
生命真的很脆弱。中学时我很喜欢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开篇就是：“你已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脆弱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填充。”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你”是谁，现在知道了这个“你”指的是法力无边的上天。永生是不可能的，杯儿倒是真的脆弱。总有一天，倒出去的水，上天不会再为你注满。
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刚洗完澡，楼下锣鼓喧闹，俺这个小区老北京多，基本上是个民俗博物馆。我往下一看，一家人正在嫁女，不知从哪里找来这帮仿古的迎亲班子，打出全副执事，伞盖、回避肃静的牌子都有，伙计们穿着清朝的衣服。新郎披红挂绿，骑着大马，后面是大红花轿。《红楼梦》中说：“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曾华国印象记
——王 蕾——
这个青年记者曾让我困惑，他身上那些不安分的细胞好像比一般人多了十倍、二十倍，是天生的？还是另有动力？即便与他交往几年，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在写这篇"曾华国行状"之前，将其人其事在脑海里捋一遍，还是禁不住一种兴奋的眩晕，像坐了一次旋转木马。
九四年底或九五年初，我因为在《扬子晚报》编"大特写"栏目而与曾华国建立了联系。在我们初具规模的作者队伍中，他写得多且好，上稿率最高。只有两篇因内容过于"敏感"，我们报纸出于慎重没有采用。并且，他的题材涉及面广、跳跃性强，他可以描写因为过时的武训精神而染上传奇色彩的老汉："戒烟奇人"，又可以议论过于时髦而招致物议的赛马。
当时，赛马场好像是开了又关，关了再开，几经了一番折腾。之后不久，武汉的《今日名流》刊登了一篇介绍赛马场女老板的文章。我将两篇文章作了比较：他给我们写的稿子是从事件入手，另一篇是从人物入手：他的那篇笔锋新鲜热辣，《今日名流》的那篇平和冷静。后来与他通电话时才知，《今日名流》的那篇稿子也是出自这位仁兄之手。
其时，他刚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新华社，对生活在他面前渐次展开的画卷兴致高昂。这种气息从他的语气、语调里流溢而出。老实说，我在接收他的这种气息时是有障碍的。
那时，报业竞争远没有今天这么烽烟四起，我们的报纸高速平稳地发展着，单位歌舞升平，工作人员的职业意识还没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家只是被动地应付日益高涨的工作量。以职业立身、连带着的个体的发展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下了班，看看电视，一天就结束了。而曾华国一来电话，我就看不成电视了。况且，他那么容易兴奋，一兴奋就语速加快，一口粤式普通话我更听得费力。我常常手里拿着电话心里牵挂着电视节目；但，我俩生活的差异性往往引发我的好奇心，注意力一下子又会被他牵回去，钟摆一般两边晃。他那非常特别的人生哲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生于广东肇庆的小镇，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可能因为贫困，小孩子也得干农活儿。小学三年级时，他跟着大人到邻县卖木薯种子，大人把木薯种子拉到地方，就去忙别的，留下他负责叫卖。夜来了，他就在车上和衣而卧。小小的孩子，对辛苦毫不在意，心心念念想的是别算错账。几分几毛的进账，他只算错过一回。我心中不禁遥想：当年那出了差错的孩子该多可怜哪！他却错愕地说：为什么"可怜"？这是多好的经历啊!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此人淡于功利而注重体验，人生态度带有一种实验的倾向。
曾华国上大学的费用基本是靠自己挣稿费和各种奖金。夏天，他那时的女友常常给他买汽水喝。90年代初的兰州，一瓶汽水不值多少钱，但这个细节竟成了他对那女孩最温暖的回忆。暑假，去天山、敦煌玩，就想方设法逃票。几年时间，竟然也把中国跑个遍！他喜欢"策划"之类的，因此赚了一些钱，成为学校里的"富翁"。他买了一件红西装穿在身上，得意地在校园里来去，以至外系的人说起他，会问："曾华国？就是那个穿红西装的？"
可是大学毕业，他不回广州发展、发财，而去了清贫的新华社。他的解释是：广州缺少文化，北京更适合发展。以我现在对他的了解，他是想到北京过一种更有新意的生活。他骨子里的浪漫、不安分因子，使他不愿过一种平淡无奇、量入为出、循规蹈矩的所"实际"生活，而喜欢把可能的空间一再拓展，看看自己一生到底能走多远、究竟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1996年12月，我到北京，在国际广播电台开会，抽空去新华社见他。其时，我已不负责"扬子广角"的国内新闻而改做国际新闻；曾华国则因忙于别的事情，一年没给我们写稿，我和他之间也没联系。此番见他，是想请他介绍国际稿的写手。待他找的人来了，他做东，在一家浙江菜馆吃饭。照理，在这种场合，应该是他寻找话题，活跃气氛，做我和他朋友之间的润滑剂。孰料，他话很少，沉静得有些懒散，有些心不在焉，和一年前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我和他同学不得不鼓足干劲，热火朝天地猛聊。
后来我才知道，"心猿意马"是他的常态之一。曾经，我们聊得正欢，他却突然打开电脑搜寻文件；或者，抓起一张报纸，撕下一篇豆腐块大的消息，留作资料。更经常的是，一个话题还没有告一段落，他已开始了另一个话题。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怠慢了朋友，而完全被自己奔腾的思路和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一旦松弛下来，脑中就基本呈舒缓的空白状，只有一些游离的思绪；外界稍一碰触，又使他受刺激而滔滔不绝。
这种内心的自由状态，和他所表现的外在弃绝"轨道"的生活是一致的。
两年的常规生活也是他沉静的由来之一。按部就班地坐班，看不到实现"大记者"的梦想的可能；第一部书稿，被书商贱价买去，再无下文。他不知道，契机正向自己走来，因为它最初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1996年年底，他因感冒进而查出身体有病，必须做手术。对此，他心理上曾产生了恐惧。在电话里得知他要动手术，我了解了一下，认为是小毛病，不必担心，还跟他打哈哈。直到半年后看到他以手术前后的感受写的文章，方才明白，他当时确实身临险境，不容玩笑。他写道："术后醒来，不敢闭眼，甚至于眨眼也尽量省略。因为闭着眼睛时，脑海中就空荡荡的，仿佛抓不住任何东西，永远再不会睁开似的。并且，有人说，醒着的时候体内的抵抗力比睡着的时候强。"他说："生命是如此脆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似的。"看到此处，我为之心悸，这哪里还是那个自我意识特强的翩翩公子曾华国啊！
幸存的、凯旋的曾华国对生命岂只是热爱，简直是敬畏。本来，他天性喜欢游玩，从病房出来，他的生活态度却变得峻洁起来，再不能容忍生命的点滴浪费，而急于建功立业。似乎唯此才能确认生命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像尺子要有刻度一样。
夏天，他的一个朋友从深圳来北京，着手办一家市场调查公司，他也跟着忙活。一天午饭后，我在办公室呼他，他复机。电话那头一片背景噪音，北方炎夏大街上毫无遮蔽的燥热和涌动的人群的焦躁，一股脑儿灌过来，我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闪避那白热化的气流。他的声音却很爽朗，说正带着一帮大学生在商场门口作问卷调查，午饭还没吃呢。这么大的干劲！--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喜欢做的事情难以继续下去。有一段，曾华国颓唐、烦躁，泡吧泡到很晚。渴望成功使他脆弱得害怕失败。而在从前，他是个不计得失成败的、乐天的新新人类。
值得庆幸的是，他身上还保留着一股韧劲。此后不久，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他第一本专著《收购中国》，一下子将他推到"前面"来。几年新华社"沉闷的生活"，使他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相应的全局观及审视高度，职业和兴趣的契合，又磨励出他过人的敏感。从此，他高效快速地运转起来。以《我无法停止》为例，20多万字的书稿，一个月内完成，还不耽误工作。本来计划在九九年出版，书还没出，知道消息的各方面反响就很不错。我在北京的两个同学，一在《今日中国》一在《新世界》，都知道和期待他这本书。
仿佛天地骤然开朗，他蓄积已久的热情与能量得以尽情地发挥。
1998年5月和10月，为调查日益猖獗的走私问题，新华社组织精干记者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曾华国负责两广和海南。他出发前几天，适逢我们报纸办笔会，我力邀他来。向来仗义、随和的他竟一口回绝了。当时我很纳闷儿：当真变成写稿机器了?后来他告诉我，行前他虽感到此行意义重大，但和我一样，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去后发现，那里的新闻价值之大，远远超乎想象。毕业时的梦想和多年培育出的职业意识喷薄而出。同时，危险本身刺激了他探究真相的兴趣和豪情。热爱生命是为了完成梦想，手术前的"行旅者"和手术后的"立功者"在这里恰当地融合起来。他陷在那里了，采访计划一再扩展。为追溯私货源头，他甚至化装去了越南。经费不够，临时再借。原定逗留一星期，结果一再延期，一个月后才回北京。
待他向社里交了差，我请他给我们报纸作一个系列报道。他一口答应，并且迫不及待地讲起他的南方之行。"一千零一夜"的口吻，里面出生入死、智勇双全的主人公自然是"本公子曾华国"。我说不清是羡是妒，还是神往："真可惜，没被砍一刀！不然明年的范长江奖就是你的了。"他语气一沉，说："怎么都这样！你们不惜命我还惜命呢！"我立刻醒悟我又犯了"藐视生命罪"。
果然，他在给我们副刊写的随笔《感受死亡》以及后来的《我无法停止》中，将此次历险和生老病死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处境的危险。看了他发在《广角》上的三篇"打私亲历记"，更确信所言不虚。所不同的是，在病房可能死于疾病，在南方采访走私可能死于敌手或毁于私欲。但，他又一次凯旋了。支撑他的是这样的信念：仅次于生命的是荣誉。作为同行及朋友，我自认为很了解他，在看《我无法停止》一书的后记--"记者宣言"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有如此刚强、尊严和纯粹的一面。
"打私"期间，曾华国和搭档写了三四十多篇稿，三分之二被国家领导人作了批示，其中一篇被朱镕基总理拿到全国八省反走私及骗汇工作会议上引为资料。
对自己的"杰作"曾华国得意却不满足，他还是不停地束装奔波。2000年，传统的新华社也开始运作改革的试验田。曾华国"新华视点"竞聘上岗，三下萍乡，二出关东，写出一大批"悲剧为何一再重演"、"油价冲击波"、"扶贫工程为何烂了尾"、"黑老大为何当上人大代表"等深度报道。
在"新华视点"辛勤耕作了一年多并成为"王牌写手"之后，曾华国却意外地在收获时节隐身而去，远赴英伦深造。此去一别，我们将遗憾地不能看到他深入国内热点新闻的发生地采访、报道了；但闯荡西洋回来的曾华国，定会功力更见长进，在他热爱的新闻战线上焕发光彩、大显身手。
如果在相识之初，我也许会问他：业既已立，为什么不过过安逸日子？现在，即使他去北极写小说我也不会吃惊。看看他在兰大"课程表"，相信你也不会再吃惊：本业新闻，擅写大稿，获韬奋青年新苗奖；选修经济，通读《资本论》；爱好文学，有长诗几百行在南方某报发表；经历了最"专注"的恋爱……他是同时推开三扇门的人。脾性如此，积习难改，形势一旦趋缓，该同志的实验人生态度又会抬头。
我羡慕他这样的生活。许多人没有主动生活过，而是被生活常规牵着走：该念书了就去念书，该工作了就去工作，该成家了就去成家。念书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成家，成了家，一切就此打住。别看每天行色匆匆，实际早就停下了脚步，等着退休、养老。这样活着固然安逸，代价却是丧失想象力、生命的体验、创造的喜悦、成功的快感。
长天辽阔，为何要固于一隅？我祝福永不停止的曾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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