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光》

1.海子的诗歌发现

许多年之后，我在翻阅一些经卷与诗篇时看到，1986年的秋天，山火明亮，一个瘦瘦的青年从北京出发，要去陌生的茫茫西部漫游。他是一位诗人。漫游是古希腊伟大诗人荷马以及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时期）中西方哲人们的共同特征，孔子、老子、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伽弁尼……每个人的身后，又是一大批怀揣正义与真理、手执经卷与规矩、身佩利剑与华服的义士、哲人、圣徒，甚至将相与君王。古典、浪漫、传奇、悲壮、冒险、牺牲，周游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做“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语）。两千多年之后，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还在漫游，只是他们已经接近神的天空。每到一个精神更迭的时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会回首仰望那个令人向往的天空。那个时代并没有逝去。群星仍在闪耀，每个人都活着。我们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比他们自己还要热爱他们。

1980年代，又是一个启蒙与思想更迭的时代。不幸的是，子孙们没有人仰望孔子、老子、释伽弁尼这些东方圣人。在诗人们与思想者的眼里，更多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康德、尼采、叔本华。古希腊的光辉竟然照亮了1980年代的东方中国。漫游天下的浪漫与豪情鼓动着众多年轻的灵魂。

一个显征是中国摇滚乐的先锋崔健的《一无所有》与《假行僧》的流行。一种“到远方去”的信念仿佛本能一样强烈。另一个佐证是三毛的故事和流浪之歌《橄榄树》，也在诱惑着青年们捆好行礼，随机出发。

于是，这位诗人放下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圣经》，踏上了他的漫游之路。对他来讲，整个西部犹如茫茫大海，充满了神秘与诱惑。他要一个人远涉重洋。

于是，他是诗人中间唯一的怀着朦胧的感觉对中国古代圣贤与灿烂文明致敬的青年。这从他后来那些疯狂的长诗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土地》，还是《太阳》中，老子、庄子、陶潜等多次成为他书写的圣贤。

在他的潜意识中，精神的高原在西部。他坐上了火车，一路往西，果然看见地平线在慢慢升高，雪线闪亮。这一次出行，在他的任何日记或文章中都未提及。他写过一首《兰州一带的麦子熟了》的诗，一些兰州的诗人们曾经考证过，但都无法证明他在何时去过兰州。兰州，这个中国版图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边塞之地的分界点，曾有一大批诗人后来成为这个青年诗人的追随者。我也是当年的一位。他是否来过这里无从考证，但他一定去过敦煌。这可以从两首与敦煌有关的诗歌和很多首写青海、祁连山的诗中得到印证。

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在谒见过青海湖后，从祁连县进入扁都口，再经过民乐等地去了敦煌的。在祁连山的尽头，他看见了百年来中国学者最为伤心的地方：敦煌。在那里，他坐了很久，写下一首短诗：《敦煌》。他写道：

敦煌是千年以前

起了大火的森林

在陌生的山谷

是最后的桑林——我交换

食盐与粮食的地方

他把敦煌与他诗中忧伤的粮食放在一起。也许，他也在那里伤心过，也必然想起另外几个在历史上闪闪发光的词汇：玉门关、流沙、玄奘、佛教、西天。流沙便是敦煌以及以西到罗布泊的广大沙漠地区的另一个诗意的称呼。历史记载，中国的那些圣徒们去西域都要“远涉流沙”，似乎中国的西大门是一个神秘、蛮荒而又令人生惧的地方。是一道此道与彼岸之门。在流沙中再生，然后才去西域求法。但另一个说法使这里充满了古意，即“流沙坠简”。将手伸进流沙中，一枚藏着盛唐秘密的竹简就随手可得了。20世纪初，西方的学者们就是这样发现了流沙下的丝绸之路、敦煌、楼兰，抢走了无数的佛经、壁画、竹简、彩陶，中国的学者们听闻惊天的消息后才匆忙踏上西行的马车。流沙下仍然藏着无数的秘密，仍然令世界大张惊讶的嘴巴。现在，他也将手伸进温暖的流沙中，指尖流淌的是时光和迷茫。每一粒沙子仿佛是几亿年时光的凝结。

在阳光稀疏、人迹稀少的敦煌，他感到醉意朦胧。乘醉，他去看了一眼额济纳旗的胡杨，那些大地上的奇迹正吸引着无数的摄影爱好者。在那里，他邂逅了一位姑娘，多情地写下一首诗。也许，在那里，他被玄奘所感动，因为他自称是诗歌的圣徒；也许，在那里，他感到无法满足信仰的饥渴；也许敦煌只是他另一个神秘计划的一部分。总之，他漫游到了西藏。两年后的秋天，他又一次漫游于这中国最后一片信仰铺满的山川。在车过青海德令哈的时候，他含泪写下一首著名的短诗：《日记》。现在，每年的秋天，德令哈成了青年诗人们朝圣的地方。而他写西藏的诸多诗歌，也曾在诗歌界掀起过一阵西藏热。

他就是被称为“麦地诗人”的海子。这位自杀的天才诗人在短暂的黄金岁月里写过很多首不朽的短诗，诗中包含着悲伤、死亡和疯狂的激情。在那些灰暗的诗歌中，关于西部题材的诗歌竟然占了很大的比重。1987年6月8日，他完成了自己的诗学宣言《诗学：一份提纲》。那是他一生中要奔命的目标。其中，在第四章《伟大的诗歌》一节中，他这样写道：

（在诗歌王子与诗歌之王之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他们作为一些精神的内容（而不是材料）甚至高出于他们的艺术成就之上。他们作为一批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而超于审美的艺术之上，这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我们可以大概列举一下：（1）前2800－2300金字塔（埃及）；（2）纪元四世纪——十四世纪，敦煌佛教艺术（中国）；（3）前17——前1世纪《圣经·旧约》；（4）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荷马两大史诗（希腊），还有《古兰经》和一些波斯的长诗汇集。”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3月，第293页。）

从这样一种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视野中，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只有敦煌莫高窟，因为这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而在整个地球表面，物化的造型艺术一个是埃及的金字塔，代表了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成就，另一个则是敦煌，代表的是古代人类在全盛时期的艺术成就，与佛教相关。

海子的这种描述与季羡林对丝绸之路的描述几乎一致。季羡林说，人类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而在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上，世界几大文化都曾汇聚于此。而最为集中的地方，就是敦煌。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海子在1986年对敦煌的造访带有极强的目的性。他是在为信仰而来的。他后来虽两次漫游西藏，但在他的心中，敦煌仍然是佛教艺术最高的殿堂，也是中国文化艺术最伟大的创造。这样一种高度的评价，过去从来没有过。

在那个时代，与诗人同行的，不是今天到敦煌去旅游的官员、大众和消费者、看客，而是与诗人一样的寻梦者，大地的漫游者，人类伟大艺术的朝圣者。是从北京、上海、台湾、香港各地来的学者、诗人、摄影家，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敦煌学家。只是那个时候，当世界把敦煌看成人类伟大的文化遗存时，中国人并没有感到它的价值，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只有感性的诗人，凭着那天才的心灵看到夜空下闪烁的星座：金字塔、敦煌。

可是，诗神的漫游给西部的诗人们带来了诗情。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海子自杀并开始阅读他的诗篇的。在那之前，我的笔名也叫海子。大概与海子一样，正是我们没有见过大海，所以对大海那样热爱。有一天，诗人叶舟看到我的诗和笔名时告诉了我海子的故事，于是我终止了这个笔名，但也无可救药地热爱上了海子与其诗歌。

多年之后的一个春节，叶舟只身漫游于敦煌，写下神性诗篇《大敦煌》。也许只有我们才知道他的这次写作冥冥中与海子有关。当然，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将目光投注到敦煌这一伟大的存在上了。甘肃和新疆的诗人们、艺术家们都曾描绘过敦煌。199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冯骥才也数度来到敦煌，写下大型纪录片文稿《人类的敦煌》。至今，有无数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天高云淡的秋天，穿过海市蜃楼装点的安西大道，去瞻仰那高原上的中国古代艺术的宝窟。

只是，很少有人将敦煌当成人类信仰的高地。只有海子朦胧地意识到了。更多的人们只是将敦煌当作艺术的圣殿。

2004年的秋天，当我在石窟中看见那些华丽的佛教经变图时，我再也听不进去导游津津乐道地讲解那些壁画的颜料是从哪里来的。我则沉浸于佛陀的伟大牺牲与智慧中。我蓦然发现，也许我们过分地重视了那些故事的外在形式，而那些故事本身被人们忽视了。就仿佛我们一直在讲《圣经》的华美词藻，而从来不顾及其中的道理。但这可能吗？

它不但可能，而且到现在仍然持续着。这是一件多少荒唐的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是海子发现了敦煌：它不仅仅是艺术，而且有佛教。海子将其当作人类的诗歌行动。有生之年，海子漫游的地方除了西藏之外，便是以敦煌中心的广大区域。也许深居北京，他感到了北京的荒凉，并看见了西北高原上的信仰。

与海子的寻找相似的，在那时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承志。他从北京出发，到了西北高原上的西海固，发现了他文化上的信仰。于是，他断言，中国的文化中心不在北京、上海，而在以西海固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他所讲的，与其说是哲合忍耶教，不如说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进的伊斯兰教。事实上，从《心灵史》开始，他的脚步也便一直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往西，直到中亚乃至西亚。

另一个是马丽华。她很早从山东出发，去了西藏。许多年之后，她捧出了一座精神的高原：西藏。在那里，原始苯教与佛教相互激荡，世俗世界消弥于佛国的光照之下。评论家李敬泽称其为近现代发现西藏的第二人。李敬泽，《总序：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马丽华走过西藏纪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页。）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说，海子、张承志、马丽华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共同发现了精神的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