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作家非常道

 2014年5月17日兰州晨报文化周刊发表

[采访] 兰州晨报

[受访] 徐兆寿

晨报：《荒原问道》这个题目很像一个哲学命题，“荒原”与“道”之间是怎样的联系？

徐兆寿：“荒原”在我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意象，有其文化象征。在西部，荒原意味着与绿色不同的一种生态，它与大地、草原、海洋都是生态的一种。人类对荒原的治理与开发在过去是一种进步，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日千里的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在荒原上，承载着人类曾有的伟大梦想。这是一层意思。也是我小说描写的一个意象。但另一种荒原指的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艾略特在上个世纪以长诗《荒原》获诺奖，就已经指出欧美西方文化处于一片荒原的景象，那么，被西方文化几乎完全覆盖的今天的中国，何尝又不是呢？但站在这片荒原上，我们如果就此止步，就毫无意义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开始问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体现，不仅仅是道家精神中的道，也是儒家知识分子所遵奉的道。道还可以指佛教精神甚至基督教、伊斯兰中的最高精神。用“道”这个指称只是回到中国文化的语境或视角上，并不简单指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荒原代表了西方，道代表了东方。

晨报：这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你曾修改八九次之多。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徐兆寿：对文化论述的删减。之前主人公之间有很多对话，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也有宗教间的对话。但看过的人都说像是一部文化小说，有拒绝一般读者的意思。我本来不想删减，但后来还是考虑到今天的人们不容易读完一部小说，而且文化太多就伤了小说的精神和形象，所以便删减了二十五万字，最后剩下三十三万字。

晨报：在小说中你写到了诗人“黑子”的自杀，最近诗人卧夫也离开人世。从伦理角度如何看待诗人的自杀？

徐兆寿：自古以来，诗人的自杀或知识分子的自杀有其象征意义，如中国的屈原、王国维、海子，西方就很多了，数不胜数。诗人或哲学家的自杀主要在于其精神生命的毁灭，也意味着其所依靠的精神世界面临破产。但从海子自杀后很多诗人模仿自杀而试图使其文学产生力量的现象来看，这种自杀是不足取的。他们没有海子那样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自杀没有那样的品质。相反，它更多地让人质疑其自杀的伦理价值。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子是不可以随意自杀的，除非杀身成仁。各种宗教也反对自杀，除非殉教。也就是说，生命服从于一种价值。当然，现代以来人们是反古人和反宗教的，这也就产生了对生命伦理的新的探讨。我个人不主张自杀。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最起码生命是天赋的，并非人自身的，所以要为天负责。至于天又是什么，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做进一步的探讨。

晨报：好问先生在晚年突然出走，他不再读书，而是开始阅读“人间”这本大书。这样安排，是否有实践道家“绝圣弃智”的寓意？

徐兆寿：有这样的寓意，也有其它多重意味。一方面，好问先生所读的那些书无法真正解决一个知识分子心中的终极追问，就像浮士德一样，他必须走出书房，去寻道并实现道；另一方面，在我小说中也写道一种古印度的求道方式，也是在晚年要出走，要脱离家庭，要去荒漠处，一个人静静等待道的来临，等待神圣的死亡和新生。我觉得有多种理解更好。

晨报：主人公“我”最后带着爱人的骨灰去了希腊，世俗层面是完成爱人生前夙愿以及去就职孔子学院校长，此外是否还有进一步“问道”的诉求？

徐兆寿：与好问先生相对应和不同的是，主人公“我”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所面临的是如何在世界文化中“问道”，同时，他的任务之一，也是在闻道之后如何去发扬中国文化，实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晨报：这部小说寄托了你怎样的文化理想？

徐兆寿：我想，单纯地想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拒绝西方乃至世界文化，肯定是愚昧的，盲目的，同时，简单地接受西方文化而抑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侵略、专制与残暴，更是数典忘祖。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生活的伦理世界很多都是传统在默默地起作用。它是我们看不见的空气。这两种精神的探索之路恰恰是我们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痛苦经历，但如何去寻找一条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之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毕生梦想，为此，几代知识分子遭受到了极大的心灵痛苦和地狱般的折磨，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屈不挠地探索真理、放逐自我而问道、寻道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中国精神的脊梁。我就是想写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当然，这本小书肯定达不到，但我还是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