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错位

徐兆寿

（发表于《文学报》2011年10月27日第7版）

月下［德］格哈特·马尔克斯
　

　一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学习的参照点已经不单单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和二十世纪之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整个世界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已经涌入国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文学在激荡着中国作家的胸膛。鲁迅、托尔斯泰不再是先锋作家们所要学习的榜样，先锋作家们直接与当代世界文坛接轨，快餐学习当代世界文学巨擘们的文学经验，于是我们看到，博尔赫斯、乔伊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帕斯、帕斯捷尔纳克、昆德拉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人们的名字在中国的星空闪烁。90年代之后，先锋文学虽然式微，但中国作家学习世界文学经验的步伐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开放和频繁，中国作家可以直接与当下世界文坛上的大腕们握手相欢。我们去，或者请他们来。这种消息日渐多起来。中国作家直接谈当下世界著名作家作品的现象多起来，而且慢慢地由仰视变为平视。但是，评论界不然。也许是评论家拥有了过多的理论，有了先入为主的执见，或者评论家不愿意随作家一起去学习世界，总之，评论家似乎缺少作家们的那样一种感性的、广阔的、机敏的、与当下世界有机融为一体的文学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当代的评论家总是对当下的文学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总是拿鲁迅和托尔斯泰来类比，说当下中国不可能再出现鲁迅一样的伟大作家，不可能超越托尔斯泰，说当下的文学是垃圾。还有评论家将当下的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对比，批评当下文学的语言粗俗，批评现代汉诗永远无法与中国古典诗歌媲美。总之，我们看不到对文学的正面肯定，多的是悲观的感叹。这样的批评之声对吗？似乎是对的，因为文学完全可以放在一个没有时空差距的空间去对比，文学的确有它本质的理想的标杆，的确难有作家超越《史记》和《荷马史诗》。我们找不到这种批评的任何破绽，我们往往会鼓掌赞同。然而，掩卷深思，我们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这种不对劲便是批评的错位。

　　二

    如前所述，在作家那里，世界是平的，是新的，但在评论家那里，世界还是斜的，是旧的。厚古薄今是大多数学者的通病。读书越多，就发现自己思考的问题古人早已思考过了，甚至有人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对古人的敬意油然而生。越往古走，就会发现一个英雄造史的时代横亘于面前，神话、寓言、英雄诗史，以及巫术、宗教都让人着迷，一个拥有迷人信仰与美好人性的文学时代跃然纸上，而今人世界的物质化、技术化、实用化使人变得渺小，精神日渐荒芜，从而对今天的文学失去信心。越往古走，一个粗线条的、棱角分明的立体的精神世界赫然而立，而反观当下，一个迷茫的、虚无的物质世界正喧哗骚动。

　　所以我们总是对《红楼梦》充满了尊敬，但有多少人知道《红楼梦》在当时曾遭遇过怎样的白眼和蔑视。如此来看，这是人性与文化共同的弱点。但是，在古人那里，评论一个作家、诗人在时代的角色与地位时，他们对当下的文坛是了如指掌的，对一个作家所依赖的精神空间是心领神会的。现在呢？从先锋派作家开始，作家们学习的西方作家纷至沓来，但是，评论家对这些西方作家的作品熟悉吗？对这些西方作家所依赖的精神空间洞知吗？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学习、继承有时可能是碎片式的，而且可能这种学习也往往是因缘巧合，天作之合，有时连作家本人也难以说清他为什么对某个作家怀有那样的神往情怀，不仅要学习人家的文气、精神，而且连人家的气质、呼吸，乃至坏脾气都接受了。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学习有时可能就是对另一个朋友的喜欢，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他因此而内在地与他所喜欢的作家在气脉上达成一体，形成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一个评论家就很难达到这样一种血肉关系。评论家也不能碎片式地了解一个作家。当然，好的评论家仍然是需要天才的感悟力，他在触及文字的一刹那，就可能直觉地感悟到一个作家所拥有的主要精神气质甚至全部。但即使是这样的评论家，仍然需要进一步去学习，不仅洞察一个作家的全部，还要探究作家所依赖的精神背景。了解了这种精神背景后，便要进一步去学习和研究这种精神背景的源流与发展，知其精神本质。然后才可能对他所关注的这样一个作家进行真正深刻的评论，才能让人信服。

　　所以，先锋文学以来的评论家被要求既要拥有“五四”以来整个文学传统的精神资源，还得拥有另外两个精神资源，一个是整个西方文学的精神资源，一个是整个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这就要求一个优秀的评论家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观察家，更是一个文化的集大成者，至少要粗略地懂得中西文化的精髓。但是，很显然，在学科门户各立的今天，这样优秀的全才式的评论家几乎难有。先锋时期的一些专门学习西方文学批评的评论家，只是一味地鼓吹形式的新奇，却排斥中国自身的传统，不久，这些评论家便销声匿迹。他们熟悉当下的世界文坛，但缺乏对整个西方文学深邃的学习，也只是学习了新批评的皮毛。此后，便是现实主义批评的重新崛起。可惜的是，这些批评家往往矫枉过正，对先锋文学的否定过于轻率。现实主义批评派的特点是尊崇批判现实主义，鲁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又一次闪烁在中国文学的上空。应该说，这是对文学本质的呼唤，也是对当今文学失去精神向度后的一次有力回拨，然而，这样一种回拨的结果便是对当今文学的全面否定。因为现实主义批评派所依赖的经典主要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前半叶整个世界文学的高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被勉强拉入其阵营，他们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是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的，这就导致他们的目力始终定格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前半叶，他们对当下的世界文坛往往视而不见。这也导致了批评的错位。

三

    对世界文学的陌生一方面来自于现实的压力，很多有才华的评论家总是应接不暇于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观察。有报端不时显示，现在每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已达到2000部之多。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量，2011年举行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具有申报奖项资格的作品多达7800部，而“建国十七年”的长篇小说总和也不过500多部。同时，类型写作也有很大的膨胀，文学所触及的范围和深度也已远远超过了以往。这样的写作出版规模，这样全方位的写作，已经超出了评论家的文化史知识和文学理解力，它直接导致评论家无法“通读”和比较。几乎每天都会有作品讨论会，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次大的文学会议，更不要说大学里召开的一些专门的讨论，它致使有影响的评论家个个都成为“华威先生”。在媒体如此发达和淘汰率如此高的时代，评论家的生存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天才的评论家必将被这种生存所杀害。连中国当下的文学都无力关怀，哪还有精力去通读当今世界文学？

　　另一方面则来自教育。大学的职能是对经典的传承，对当下则往往处于忽视的状态。这决定于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比如，讲当代文学的教师往往只讲到八十年代末，再往下就不熟悉了，也不知怎么讲了。讲外国文学的老师往往只讲到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就不知所措了。只有那些对当下文学有一定情怀的学者才有可能开设当下文学的课程，但这样的学者往往很少。于是，学生们对当下的中国文学不熟悉，对当下的世界文学更不熟悉。“一问三不知”是今天当代文学课堂的日常现象。很多作家到大学里去讲文学，都诧异于大学生对当下文学的陌生，出门时都摇头叹息，感慨那个激情涌动、文学理想高扬的八十年代一去不返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结果使大多数学文学的学生与当下世界文坛拉开了距离。即使到了专门的研究世界文学的研究生期间，也不能乐观。与很少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当代学者一样，搞世界文学研究与教育的学者对当下世界文学也是陌生的，他们的世界文学要么是古典的世界文学，要么就是现代派之前的世界文学。

　　我始终觉得，批评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要站在文学的本质立场上，始终要维护文学的精神、立场、独立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对所有的文学都发出批评，这一点我们在做。另一个是要站在当下的维度来观察，来进行中肯的批评，它使文学始终与当下的现实密切相关，使文学与评论在时代中在场，同样，也使一个地域的文学在更为广大的场域中在场。只有这样，才不失其评论的中肯。评论不是毫无节制地批判，而是有见地地发出真诚、深刻、让作家和读者都信服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