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大首期西部文学论坛《末代紧皮手》研讨会概要（二）

    叶舟：我首先要对《末代紧皮手》的文本阅读作一个概括：“可能是被彻底误读的书，也可能是被人遗忘的书”。我的意思是说：一部作品的写成即关闭了一扇窗户，在《末代紧皮手》的写成后，即关闭了对大地的记忆。写作就好像是一种沉默在黑暗中的激情，在黑暗中，总要找到一种若隐若现的光明。“巴子营”就好像是这一点光明，它就像一个钉子，刻印到中国的大地上，映射着“中国的村庄”。这些村庄都到哪里去了？就如我们总在文章中提到的“黄昏”、“小马过河”、“满眼的绿色”，都到哪里去了？现在的城市里，“太阳还没有落，路灯已经亮起”，人们遗忘了什么？现代社会让人失掉了挽救这些美丽词汇的心，而李先生的《末代紧皮手》在这层意义上，当起了挽救者。这个“余土地”就像是“人类文化的标本”。有这么一句话，“非洲死掉一个酋长，就等于欧洲倒掉十个博物馆”，而这个酋长就是具有丰富文化基因的载体。《末代紧皮手》就像是这个酋长，它具有丰富的内涵，警示着有一种文明可能走向黑暗。所以，我认为，《末代紧皮手》有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

    邵宁宁：我认为小说并不是完全工具化的东西，“紧皮手”的形象则带有着浓烈的激情，还有对土地和宗教的虔诚。李先生的作品中有浓烈的宗教情结以及执着的民族感情。而从作品所表现的人生和时代的问题上，李先生的作品还有一些不足：就作品塑造的人物而言，具有符号化倾向，符号化一方面在传承一种文化内涵，而另一方面，人物在整篇文本中缺少发展，内在世界封闭，缺乏内心深度。“余土地”在现代文化渗入的浪潮中，也应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作品中却没有表现出这个意义层面。还有在“余土地”的情感心理方面，写得并不丰满，三个女性受着情感折磨，而“余土地”的情感却显得单一。在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中，我同意彭金山老师概括地：“农民对强加的外力的抗拒”，而正是太重视这股抗拒，所以在时间段的选择上限定了小说的发展。而且“袁书记”这个革命的代言人处理得简单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直接把农民与“袁书记”处理为好人与坏人的冲突，使得矛盾也简单化。文章的后半部分，好像写成了七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即主要由政治变化导致了农民的变化。这个意义层面放置到那个年代有足够的说服力，而这个年代则显得说服力不够。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最后，我十分肯定作品的现实性意义，即我们已不可抗拒地加入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化中，很多时候我们已遗忘了那片赤诚的土地，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末代紧皮手》唤起了我们对土地的热情。

文字学的研究生：我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基础，在《末代紧皮手》的写作中，文字功底还有些欠缺。

蒲慧宁：我主要谈一下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在文字中有着率直的诉说，也有着脉脉含情的低吟。我从文章中感受到了“信仰”的重要性。

    刘洁：首先，我读了这部作品，感觉有浓厚的警示意味。文中所描写的土地的“异化、死去”，确实是现代社会的真实现状。再者，我在文章中听到了那个时代的立体声音，如“公社是个常青藤”、“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有很强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也提出一些建议：在故事的延伸中，虽然突出了农民的被动，却在意义层面缺乏深度地挖掘。土地的问题不仅仅是改造带来的，在别的方面更应有其深层意义，农民“热爱土地，却做不了土地的主”，这层意义还需要挖掘其内涵。在语言运用上，还缺乏流畅性。

    梁军权：我认为这部作品在甘肃文学的发展中有其重要意义。我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谈。一、文本的语言生动活泼，其中的核心方言，对表现主题有很大的帮助。二、文章的主题呈现了信仰的多元化。三、文中既有热闹的愉悦，又有悲壮的场面，切实地体现了文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点。

王贵生：我主要研究人类学，所以在这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作品读起来有新鲜感。作品有着极强的自我特色，为我们打开了新视野，其具象化的描写为读者指出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到底要保护的是什么。在这层意义上，有着很强的文化历史厚度。二、“巧手笔”。文中提到特殊的意象，如“龙爪”、“鸡爪”、“石头”，这祭祀用的东西，不仅仅是形象化的，更体现了其变化性，对文章的主题挖掘有着很大的帮助。在很多场景的描写中，有很强的画面感。如王秋艳“一团白在舞动，那团白，比雪好看”。三、文化向度的多融合。四、人性意识和宗教。文中提到的宗教这种文化形体，具有巫术性质。体现了一种在交合中多元的文化形态。五、农村信仰与生殖崇拜。人类与自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神秘的联系。人类的生殖崇拜以及自然的交度有启示丰收的意思，文中多次提到的生殖器祭拜，有其丰厚的人类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也提出一点建议：文中所预设的背景很模糊，没有打开纵深的历史隧道。如果再多加一些当地的传说、民间故事，把历史拉长，则不会把文学作品的窗户完全关上，在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广度上再进一步拓展，其价值则不会仅仅停留在现在。

孙强：首先，我有一个整体印象，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写作者中，很多人的写作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而他们仍是在虔诚地写着，这为我们的写作态度是否能带来一点启示？对于作品，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民俗与历史的对抗关系上。有些人认为，“紧皮”这种仪式是封建迷信的符号，而我认为这体现了民俗中的一种对抗关系，这是乡民找到的一些可以信赖的依靠。二、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到底如何叙述历史？历史也是经验的一部分，历史不仅是叙述的对象，我们更应走到历史的中间去感受。如文章的后半部分，土地革命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叶舟：针对孙强老师提出的叙述历史问题，我不禁感慨，“在这个时代，我们无力讲述历史，我们是被历史讲述着”。

王贵生：对于孙强老师提到的“迷信”一词，我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很多时候，大家关注到的只是迷信的消极影响，而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迷信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慰藉，是为以后的生存奠定基础。如“紧皮”是为了祈祷丰收，这些带来的是良性的影响。对于“迷信”这个词，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形式上的评论，更应注重文化的体认与思考。

马步升：我补充一下：在某种意义上，“迷信是可以讨论的，科学是带有霸权的”。文学是和人最近的东西。

‘张晓琴：在我与李先生的接触中，我觉得李先生就是一位真正的土地的朝圣者，在某种意义上，李先生就是“余土地”本人。我认为，“余土地”不单单是一种符号，作者是想牢牢抓住土地这个符号，却时时透露出焦虑，因此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出现了革命叙述的不足。在文章的语言方面，我更欣赏李先生的中短篇作品，其语言是从容的。而在长篇中，却表现得不够淡定，有时深沉，有时又很直白，抓不到语言的灵魂，希望李先生在语言方面，再“紧一紧皮”。

杨天豪（硕士研究生）：首先，我觉得在同类的乡土题材中，李先生的文章有其新意；其次，我比较关注“九”这个意象，在某种意义上“九”就代表一种极致，一种“末”的文明。最后，我也觉得李先生在长篇写作还有不足：情节简单，人物刻画单一，希望李先生在以后的长篇写作中有更厚重和丰富的内容。

曹永洁（硕士研究生）：我主要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这个角度来说。在正面意义上，我觉得作品写出了余土地的勤劳和坚韧的品格，以及传统文化中农民的优秀品质。而负面意义上，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陋习，如“余土地”在成为紧皮手过程中所遭受到的酷刑。我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自己的观点，即“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又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走出”。

朱婉莹（硕士研究生）：我在作品中看到了信仰问题，文中的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一根稻草，执着地走着，文中的描写都有着最原始信仰的规律性。

徐兆寿、邵宁宁作总结发言。李学辉对这次讨论会表示感谢，并针对一些问题做简短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