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为《大学生》杂志专稿，转载请与本人联系）

临毕业的那个学期，像丢了魂一样，整天都不知何去何从，无所事事。有时我们坐在宿舍楼前的石级上，从吃过晚饭后一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给过往的每一个女生打分。有时去找所谓的录相厅去看通宵录相，可往往找不着或没处坐就厌厌地回来，再坐在石级上一直等着所有的灯都熄灭，然后极不情愿地回宿舍睡觉。不知为什么，对宿舍里的有些同学突然间充满了敌意，很想打一架才了事，甚至对那个住了好几年的地方恨之入骨，巴不得马上逃离。总之，觉得时间在与我们作对，它故意走得很慢。

楼上住的是物理系学生，大概与我们一样郁闷，晚上一直在喝酒，夜里两三点时便在楼道里撒野或打架，有时我们想约上一群人教训他们，但更多的时候都不愿意惹他们。反正也快要毕业，以后天涯各奔，再也不会相遇。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我特别讨厌他。他看上去非常仇恨这个世界，也不上任何课。总是醉意朦胧地走着。在众人向宿舍走去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在路的正中间，逆流而行，头昂得高高地，睥睨一切。谁也不愿意碰他，似乎谁要碰了他，谁就得掉脑袋。于是，众人给他让开一条很宽的路，供他一个独行。

6月20日晚上，我组织了一台毕业生晚会，由我们当时毕业生中的12个有特长的人进行毕业告别晚会。那晚我既弹了吉它，还即兴朗诵了自己的诗。晚会的具体内容我记得不清楚了，但之后22日晚上的事情我却记忆犹新，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那晚很热，12点时月光撒进来，我们才从热浪中慢慢地凉了下来，有了一些睡意，昏昏地睡去。不久，大概是1点时，宿舍门被砸得山响。一听就是楼上那群喝酒的人，好像很多。大家都坐了起来，可没有人敢出去开门。我大着胆子喊道：

“干什么，找谁啊？”

只听一个声音说：

“我们找徐兆寿。”

我吓得愣了。他们找我干什么。便又大声喊道：

“找他干什么？”

“交个朋友。”门口几个声音说。

虽然那些人看不上去野蛮，但我竟相信他们是最淳朴的。“交个朋友”四个字使我对他们的介蒂荡然无存，相反，我顿时对他们信任有加。我激动地开了门。

他们一进门，就在昏暗的月光中认出了我。有人握着我的手，说，就是你，跟我们到楼上去喝酒吧，我们想听听你的吉它。我还会说什么呢，世上再没有这么亲的人了。就跟了上去。记得我只穿了条大短裤，背着吉它，上了楼。

一进门，就把我吓坏了。一张一米二宽，两米长的大桌子上大概摆着一百多瓶啤酒，刚刚进门，就有人将一瓶啤酒递给我，二话没说，仰头就空了。但我只有一瓶的酒量，再不能喝了。就在我喝酒的当儿，另一个现象也把我吓坏了。屋子里没有点火，只有明亮的月光。那晚的月光真亮。在月光下，我看见高低八张床上坐满了人，大概要三十多人。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个我每天都能看见的醉汉，他站在正中间，一看是里面的大哥。他说话了：

“前天晚上，我去听你弹吉它，没想到你的诗更能打动我。你说，我的朋友都是那些死去的人，我与他们心心相印。太震憾我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也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朗诵的。那时，我能即兴做很多诗。我对他也没有了任何敌意，也充满了相见恨晚的友情。于是，我站在月光下，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朗诵我的其它诗，只靠记忆。后来，嗓子有些哑了，便给他们弹吉它。我最拿手的是《彝族舞曲》，那时有很多诗人都曾听过我的弹奏，都被我忧伤的心绪所感染。好几个诗人听完后曾经放声大哭，而更多的人听完后则进入久久的忧伤。

显然，他们也被我感染了。三十多颗感伤的心在月光底下变得那样温柔，那样低沉。也是在那天夜里，我才知道我讨厌的那个逆流而行的人原来也是一位诗人，是他们民族中很有影响的一位诗人。他唱了歌。很多人都跟着低低地吼着。

两个小时后，所有的啤酒都被喝光，大家也有些累了。月亮也累了，斜斜地挂在床头的一角上。那位诗人对我说，我们都留个言吧。我按他的提议留了言。最后他说：今天我们就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以后，你发表诗歌后，就把你的诗寄给我，我发表诗歌后，就把我的诗寄给你，如果你做不到，明年的今天，我就会提着刀子来见你。

我为这样的友情感到猛烈的激动。在我短暂的人生途中，这是最豪壮的友情。

大学毕业后，我就放弃了诗歌，基本不写诗了。但到第二年的6月，天气慢慢地热起来，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生死之交。我们彼此都没给对方寄过只言片语，可是，他还会提着刀子来见我吗？

我似乎很渴望他提着刀子来问罪，但又隐隐有一种恐惧。以后几次搬家，他的地址也找不着了。我也渐渐地将他忘了。然而，我还是会在某一刻突然想起他来。

真的很想在某个空闲的日子，开着车去寻找这位生死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