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因为受人邀请谈三国，便谈了些与易中天不同的观点，一个自称是我的支持者突然反感我了，不愿意支持了，说我永远比不上易中天。其实很简单，我说“三国”演义的是道德的历史，而非单纯的虚无的历史。文中我也讲了易中天先生对三国之热确是起了作用的。不就是一个人讲了讲他自己的观点而已？可是信仰中央电视台（很多人都认为中央电视台就是权威，晕倒）的这个朋友不愿意了，他肯定在想，你能，为什么中央台不请你？
国人的盲从可见一斑。

后来随手写了几行课堂随想，没想到惹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同性恋问题。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了热点，流行的话题，但是，学术界不但研究者寥若晨星，就是人们也跟着一边倒，丝毫没有学术的深潜，即从伦理上进行构建，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给予阐述，从价值上给予判断，只有这样，同性恋问题才能真正地让世人了解、理解、支持或反对。我的另一层意思是，即使有反对者也是正常的，而且有了反对者才能将问题讨论得更清楚。这是学术的起码的生态。谁知骂者甚众，都说我不是学者，要让我学习李银河。我是不是学者，其实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人说了算，而是我的学术水平和理性高度。我不会说我是学者，至于媒体的报道则是另一回事。李银河博士我也确是向她学习的，她的先锋精神是整个中国学界都应该学习的，但是，也不能说她就穷尽了性学界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惟她是命。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性学界缺乏的正是一种更为理性的研究精神，形而上的困惑正严重地威胁着学术界。中国性学的研究还只是现象的堆积、统计而已，还没有进入本质。

我于是写了又一篇文章重述了这个观点，谁知还是一片骂声。这骂声骂得好。我算是看清了我自己的丑脸和国人的优点。我自己的丑脸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扮演了一个学者的身份，而它是多么地可疑。我真的是一个学者吗？我究竟有多少学问？我解决了什么学术界的问题吗？我有学术良心吗？这一个个的问题使我汗颜，两股颤颤，不能自已。我记得前两天中国青年报的陈七妹在采访我时说我是学者，我赶紧陈述，我不是什么学者，我只不过做了一点点别人没做的事而已。她说我太谦虚，我说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研究性社会学的人太少了，你只要稍稍做一些事，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人物。我还托了小说的福。这究竟是我的幸？还是不幸。我其实并不清楚，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不幸。

再说说国人的优点。倘若谁成了学术上的公众人物，谁为一群人说了话，他便赢得那群人，因为那群人原来是多么地不幸。这个公众人物的学术良心也显了，他成了权威。公众也多半认为他是权威，因为没有谁会去证明他不是权威。要证明一个人不是权威必须得打倒这个人，也就是说，要有新的学术思想，更替他，但是，这个新的学术思想在一开始一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还不那么容易建立。我并不是说我是这样的人物，但是，我只是对一件事表达了一些与流行的学术思想不同的观点，便遭棒击，这是何等的悲哀。

在中国的学术界，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本质。学术权威也同样被受众奴役，因为权威既觉得自己是权威，同时也不愿意得罪自己的支持者，而放弃应有的利益。这样的学术便是腐败。中国的学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政治家的手段来对待学术，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对立面出现，更不允许第三者出现。中国的学术生态一直很坏。当然，这一点在性学界似乎还少一些，因为性学界一直是个弱势群体。但是，盲从却是整个中国学人目前的性格。学人尚且如此，公众还会好吗？

哀哉！

这悲哀并非单是我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国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如果说，要把学术都变成如此专制的东西，那么，中国就别想民主与自由了。

我最想不通的是，人们在没有经过研究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否定一个曾有过研究的人的话呢？

我更想不通的是，人们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别人的话，并认定那是真理呢？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国民？这难道就是我们学界所要求的？

我一直以为，一个真正的学人与政治要远一些，与权力要远一些，还应该更民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成为他们信仰的人，那样，你就会成为他们所要求的人，而不是真理和价值要要求的那个人。

我还觉得，真正的民众应该有一些理性的，当他批判的时候，应该对对方给予应有的尊重，应该研究了才去批判，否则，那就是恶的，非理性的，希特勒的，“文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