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历史  

谈道似乎是现在一些学者感到羞耻的事，因为在那些人的眼里，道是非常落后的一种中国哲学。他们推崇西方的现代哲学。实际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能容忍的。本世纪以来，人们把道不是当作一种唯心主义观念打倒，就把它当作封建礼教而踩在脚下。这一现象颇像本世纪初印度宗教改革的前后印度青年推崇西方文化一样。若不是泰戈尔把古老印度的伟大哲学“梵”从历史的尘封中清理出来，印度的青年怕是忘记了自己的根。中国的青年何尝不是这样呢？中国青年大谈海德格尔、博尔赫斯是好的，认为“道”是不好的。直到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发现中国之古老哲学“道”的博大精深时，他们才转过头看自己的先祖。

一些历史学家把道当成一种历史现象，即把道当成一定时期存在的哲学。这种机械的历史态度貌似抓住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但却不懂历史与道的关系。他们把道混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中。这种观念也是很可怕的。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是当然的，马克.波罗笔下的“天朝上土”是古老、伟大、神秘、庄严的礼仪之邦，而房龙笔下的老子、孔子只不过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已。过去的西方人相信他们的基督，今天的西方人迷信科学。而中国正好介与两者之间。老子的“大道”和孔子的“大道”、“天道”是无形无象的，是要靠人的智慧在自然界和世事苍生中观察才能得到的。西方人的宗教把这种观察神化，就有了对上帝的信仰。这的确是了不起的。物理学界的伟人牛顿和爱因斯坦也虔诚于这种信仰。人的肉体固然要消失的，而人的精神怎么办呢？信仰便使人的精神有了归宿。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实现了形而上哲学不能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生命的彼岸，即价值所属。它使人类摆脱对物的崇拜，使人性显彰，使人具有了尊严感和约束感。道的意义也在这里。然而“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就得从自然界观察世界与人的存在之本质了。回到老庄是当然的事。（我并不引以为豪，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它的全能哲学。）我还是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道”的了解只停留在逻辑的表面，对“道”的内蕴并不甚解。

现在中国研究哲学的人就懂吗？回答是失望的。大部分青年学者对“道”是轻视的。而老一辈对“道”的认识已经庸俗化和教条化。从批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开始，人们把“道”降格为一种德，后干脆与礼制等同。这是一种无知。至于批评“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是无知。文章必须要有内容，言之有物，就必然要表达一种倾向。即使形式主义的文风也在表达一种虚无主义的“道理”。“文以载道”本身没错，错在人们对道的认识。这些都是往事。我粗略地读过几本今天颇有影响的学者的著述，在论述道时，必然与“天人合一”混为一谈，而对天人合一的认识是：人如何做到与周围环境、万事万物、宇宙社会和谐相处。还有一种认识，认为道是自然界的规律，即物质界的规律。我以为，这些认识不是庸俗化，就是偏了。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对人的认识是统一的，即认为天地造人的时候，是形神统一的。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像今天的进化论认为的先有物质基础，然后才有精神特征，而是精神和物质身体共生的。这就意味着人从一出生就有两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合乎道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是很有趣的。罗马的纵欲使一个帝国消亡，现代欧洲人强调物质进步使欧洲人的精神生活陷于混乱和虚无。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没落不是纵欲的结果呢？相反，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起首先做的是修德，取信于民。宗教也是一样。过分强调信仰而使人类走向禁欲主义，从而使宗教生活陷入黑暗。宗教里面另一个现象更为值得重视，就是那些强调偶像崇拜的宗教必然走向邪教，乃至消亡。种种现象都说明，人性深处本身有一种调节，这就是人的形和神的统一。这就是道。孔子称其为中庸之道。后世不孝，误骂他是圆滑，遂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在北京曾经拜访过一位德高望众的大学者，我们谈到道时，涉及到了一些历史现象。屈原因国亡而投江是倍受人们尊重的，但他对屈原的忠君意识大加贬低。我不满于这种认识，我以为他与一些短浅的青年人的认识没什么两样。我说，《三国演义》中这样的义士也很多，他们只是为道而存在。后来，我又提出不食周粟而在首阳山上饿死的叔齐、伯夷一案，他倒是称赞的，但他说不出所以然来。我说，他们还是为道而亡。最后，我怀着十分不满的心情问他，宋江投降，人们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又不满于此举，原因何在。他给我讲了当许多当时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宋江要为他的兄弟们找出路，也是赞同宋江投降。他还说，宋江只是顺应历史而已。我不想再跟他说一句话，就告辞。黑夜里，我异常悲壮地行走在北京空虚的人群中，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我没有想到，这样奴性十足的学者竟然是中国某个学术领域的权威。像这样的人，中国还会有多少呢？

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又问起我对宋江投降的看法，我说：他是顺应了历史，但违背了道。历史与道并不是时时并行的。人类历史上有无数黑暗时期，都是无道的。中国历史上无道的昏君不是很多吗？历史并不是一直发展的（“发展”一词也不过是后来进化论的产物），但道却是永存于世间的。在统治者那里，谁得道，谁就顺应了民心。历史上也有一些帝王，在王朝没落时修道，但还是免不了亡国，是时运不济，民心已散，国力不支。

我讲的这些是历史，也不是历史。说历史是因为它的确存在过，说不是历史是因为很少有人这样记录过。这样记录的往往已不是当成纯粹的历史，与文学有了关系。如《三国志》、《春秋》、《东周列国志》等。人们往往把历史认为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流水账，历史学家也希望历史就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但事实并非如此。持一种观点的历史著者在记述历史时就是他眼里的历史，而持另一种观点的著者在记述时又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孔子修编的《春秋》是一个样，《左传》是一种方式，《史记》是另一种记述，《资治通签》又是一个样子。政治的干预、圣人的修订和文学家的加工使历史早已面目全非，更何况人类生活的海洋何其广阔，能记录的不过是那些飘浮在历史表面的影子而已，更多的历史是被我们遗忘了。在古代所有的历史中，我们很难看到更多的女性的历史。中学学的历史是一部农民起义史，大学学的是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而我们看到的《史记》却是一段中国人个性张扬、替天行道的精神道德史。当然更多的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史。被遗忘的是那些生活的暗流。从这些情形来看，历史究竟是什么呢？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非常实际：“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历史是为当代人“用”的。如何用是最大的问题。一位得道者和一位失道者对历史的记录是绝对不同的。用政治的影响来记录历史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不正确的记录方式。所以我们有必然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最大胆的怀疑，也有必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评价。野史不可信，但所谓的正史就可完全相信吗？

历史对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无知的，是没有自省能力的，是愚昧的。假如一个人已经到了中年却没有任何自身成长的历史，但周围所有人都有历史，他就没有了自我，就会被别人同化。但谁来记录历史，记录历史要“以一贯之”的是什么道便是更为重要的事。老子是一个史官，他的历史首先记录的天之道，其次才是人之道。他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和宇宙自然的抽象记录。（当然，也许没有人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是历史。）后世少有继承这种传统的，因为人们对道的理解太有限了，而且被政治奴役着。

所以，在这里历史与道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历史来传道，或用道来统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著者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后世对道的理解不同，记录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人们一直在设想，用一种中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功利性目的和其他影响的方式来忠实地记录历史，但这是很难的。能做到中立实际上离道就不远了。至于不受其它思想的影响就更难了。现在西方的历史学观念很流行，西方哲学思潮也直接影响着历史学者。人们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历史观念与西方人的历史观念大不一样。唯物论的历史偏重于“物”的文明，即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历史，这恐怕也是值得学者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以为，不论是什么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观念，只要与人的精神相违背，就是背“道”而驰，必然被历史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