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与真实的关系来看，任何历史都是虚拟的历史，历史便是虚拟与真实的共同体。
        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表象来认识历史的真实，从事治史研究的老子便是如此，他的《道德经》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世界、社会、人、事实的真实的历史。老子不表述历史的表相，直接讲的是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就是世界观、价值观，是哲学。孔子治史，也是如此，他是要行大道，礼天下，所以他信奉周史为正史。这便是孔子认为的真实，这也就是《春秋》的真实。
        孔子认为，当时天下无道，所以他要让天下行礼，即让天下有一个秩序，让天下人有老幼长尊、夫妻君臣的礼仪，他是想让野蛮的历史变得优雅，让无德的人们拥有道德。道德为何物？说透了，便是让人在人世间有一种秩序感和社会责任感。没有这种道德，社会何安？这何错之有？“五四”时期的革命健将们不讲历史观，不分时世，将孔子打倒了。要使文化有新的生命，孔子是必将要打倒的，但要将他的历史功绩也一笔勾销，则是不孝。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要将孔子彻底打倒，只要我们认清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就足矣。就像欧洲人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一时期，康德为另一时期，德里达又是一时期一样，我们就可以既拥有新的历史，又不断旧的历史。当代人讲“文化休克”指的当然是这样一种彻底打倒历史的做法，但休克只是暂时地失去生命，绝非永久。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是“文化休克”，而是看样子要永久地失去了。小学生学的有多少传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一半的生命在对付英语，又有多少时间在接受传统。我们的生活中，对传统的道德传承下来的有多少呢？大家都说台湾人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我看也未必。在台湾的很多纪念堂和宗教祠堂，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忠”与“孝”，却很少看到“仁”。“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台湾人把这种精神并没有发扬。
        “仁”、“义”、“礼”是孔子治史的核心，也就孔子认为的历史的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将他对世界、社会和生命的认识强加进去的，并非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难以记述的，所以我们所能见的历史都是史学家心中的真实。这种真实对历史的删减是清晰可见的，也是可怕的。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一种真实的背后便是巨大的虚构。
        “仁”、“义”、“礼”是孔子假定人性是善的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它可以由此及彼地推广，既可以安身又可以定国。它是社会的需要，也是社会人的需要，于是，它便成为人人可以遵守的道德。既然如此，历史也可以按这种需要来治理。这便是中国历代治史的一种精神。
        我们常常把能看得见也能人人证明的表象的事件成为历史，而很难记述表象背后的真实，其实对历史的认识恰恰是这表象背后的真实在起连接作用。这便是虚拟的重要性。为什么把这种真实叫虚拟的真实呢？
        哲学其实本就是一种虚拟的生活，是创造性的。艺术也一样，宗教更是如此。现实是有限的，现实事件也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它背后往往是不可言说的真实。我们把这种不可言说的真实变成了宗教、哲学、艺术，成了可以言说的真实，但其实还是不可说的。没有人能拿出上帝来让人看，同样，没有一种哲学不被历史修改，其原因是宗教与哲学的根基上不可言说的，既然不可言说，便产生了无数的言说，这就是哲学林立、宗教丛生的原因。新的知识、新发现往往能推翻一种宗教与哲学，新的事件又可能往往会产生新的宗教与哲学。这种不可言说的言说，我把它称为虚拟。虚拟是与现实相应的一个词，并非完全对立。虚拟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它可以更为准确地概括变化无穷和难以记数的宗教、哲学、艺术。虚拟是不分派别的，是可以共融的。不像我们说“道”的时候，便将佛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伊斯兰教的“真实”对立了起来。我们说任何一种精神的时候，都会与其它文化的精神发生矛盾。在世界精神共融的今天，和谐与共存也许更为重要。所以，虚拟一词能够消除人类众多的矛盾。
        同样，虚拟一词也能够道出历史真实的面目。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实是这个民族所站立着的地与天的空间，所生活着的纵与横的时间，所经历着的爱与痛的内心，所信仰着的真与假的思想等的共同体，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世界的共同的行走，并非帝王将相的贵族史，也并非文字、音像所能记载的文明史。任何一种记述都是极端残缺的，都只是从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的一种粗线条的勾勒。是有限的言说，而那无限的无法言说的和难以言说的历史便消散了。从相对论的观念来看，历史可以有无数种记述。而每一种记述从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虚构。
        但为什么各民族的虚构都有共同的一些精神？这便是追求的真实。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论述。